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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纳森-勒克特曼（美国） |
Jonathan Rechtman
乔纳森·勒克特曼（美国）
最近有一件让我绞尽脑汁的事，就是中国人买房子的欲望就像一个坚定的信仰——如果你没有房子，你就完蛋了。
对于乔纳森来说，理解中国不仅在于获取更多的信息，还取决于跟当地居民的关系。
尽管大多外国人同意乔纳森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很友好且好奇心强，但即便会说汉语，你也很难交到亲密的朋友，尤其在大城市。
“只有在大连我才感到真正融入社会。”他说。
我同意乔纳森的观点，因为我在小城市的朋友比在北京的更多一些。但我们俩想不通个中原因。乔纳森来自大连的女友提醒我们：“中国每一个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我们说湖北人‘天上有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但大多湖北人真的那么精明吗？难道所有的上海人都不喜欢谈论政治吗？北方人的头脑真的相对简单吗？
这些解释展现给我们更多的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自己而不是他们自身的现实。有时，每个外国人在中国都要面对这些事。有人曾告诉我，在美国，每人都拥有枪，18岁以后家长不管孩子，父母老了以后孩子不管他们。
“这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老套理解更多的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半真半假的信息和谣言。”乔纳森说。
难以理解的是，中国人不断地质问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但却几乎从不质疑自己对外界的和对自身的看法是否正确。
“那就是中国人的膝关节反射。只要一被批评，他们就说，你不懂中国。”乔纳森说，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批评是购房压力。
“最近有一件让我绞尽脑汁的事，就是中国人买房子的欲望就像一个坚定的信仰——如果你没有房子，你就完蛋了。”他说，“对我来说，这种压力完全是不必要的。”
乔纳森说，如果一半80后打算等十年购房，那需求量也会减少很多，而且要改变“只有房主才可以结婚”的想法。
对我来说，这非常合情合理。在美国，两口子结婚时租房很普遍，现在只有40％的美国人在35岁以下买房子。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样的购房社会压力，因为我们稳定感的来源不一样。
不过，美国并不是一直这样。其实，跟中国类似，美国早期，男人也需要房子才结婚，但因为社会的安全感加强了，人们的心态也变了。
尽管如此，房子成为目前中国人主要安全感来源的概念还是令我和乔纳森难以理解。
乔纳森的女友指出西方人可以更独立思考，而在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但乔纳森坚持认为，他是对的。
“你没有身处其境，因此你永远都不懂，”她说，“一定要买房子的人在用大脑中感性的部分去思考，而不是用逻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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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修斯·厄纳吉（非洲尼日利亚） |
Mathias Eneji
马修斯·厄纳吉（非洲尼日利亚）
在检查和比较中国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数据后，我不理解这种不平衡。“我告诉中国人，在尼日利亚，你几乎听不见有人自杀的消息。自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快乐。我们喜欢生活，也享受生活。”马修斯·厄纳吉说。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由于有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支持，马修斯是许多来自发展中世界的研究生之一。但跟我这样的西方人不同，马修斯刚来的时候怕吃不饱肚子。“人们说我在中国要学习吃蠕虫和青蛙。”马修斯在准备来北京的时候听说，“中国曾闹过很大的饥荒”，还听说“中国人什么都会吃，人们死于饥饿”。
马修斯到北京后很快发现这些是误解，食品是足够的，只是北京寒冷和多云的冬天最难让他适应，但他说一切都值得，“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机会之地，这最吸引我。”
外国人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是由于近几十年非凡的经济发展。但对信仰基督教的马修斯来说，这也是一场跟中国同学、同行的精神旅行，他尽量理解他们所居住的精神和心理风景。“他们信赖男友或女友。吃饭、上课、看电影、上网等是他们主要的活动，”他说，“不过，他们似乎挂念父母不如挂念伴侣那么多。”
也许这要看跟父母的个人关系，但据我在中国的经验，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人们常常没有足够的情绪发泄途径。
尽管我算陌生人，但中国学生和熟人曾告诉我最私人的秘密，认为没有别人可以信任。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以亲密家庭关系为自豪的文化中却有那么多情绪的压力。
透明的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对一些西方人来说，家人隐藏那些可能引起心理伤害的消息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在很多西方文化中，谎言将引起最大的伤害。
中国人向我们表示对宗教的兴趣，似乎寻找情绪的解放，马修斯和我这样的外国人都不惊讶。
马修斯说，在尼日利亚他常常参与祷告聚会和查经会，大家彼此倾诉自己的困难，尽量互相扶持。
近半世纪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发展非常快，跟大多非洲国家一样。
“中国似乎只对贸易开放了，却很少关注精神发展。”在家乡就任经济讲师的马修斯说，在检查和比较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数据后，他不理解这种不平衡。
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在校园里哭着，马修斯看到了她，就前去安慰，他担心她的安全。“我在这里遇到很多有感情或心理问题的人，很容易导致更大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人去跟她说话，不关注她，也许她最终就跑到屋顶跳下来。”
Gerard Van Bracht
吉拉德·凡·布拉赫特（荷兰）
中国人对自己是 “历史受害者”这一自我形象的高敏感度，有时让外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自2006年起吉拉德住在中国，目前在中国做音乐项目，尽管他会说一口流利汉语，但他仍然说，真正了解中国人还是挺难。
我似乎也有同感，有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北京人不能学习在银行里排好队，或者为什么人们总是要在乘客还没出来之前就挤进去。
大多数外国人都可以补充来自日常生活里好奇之事的清单，譬如：为什么有的出租车司机要假装系安全带？为什么那么少的人在地铁上看书？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某些看法彼此看上去不可调和，坦率地说，我真不知道中国人对那些敏感的话题真正的想法如何，因为通常大家都回避。”吉拉德说。
“敏感”的概念和谈论敏感话题的恰当方式在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理解。不少外国人被问及简单的私人问题如婚姻状况和年龄时感到惊讶，觉得太敏感，反而愿意与陌生人辩论社会问题，这一点或许会让中国人觉得难以理解。
有时中国人将敏感话题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出来，开玩笑的人会被视作既坦率又自信。
这种幽默对改善我对中国的看法很有用，使我看到了一个更自信、自我意识更强的民族。
但无论是在电影和书籍这样的文化产品里，或世博会和奥运开幕式的大项目上，跨文化对话缺乏中国式的幽默。
西方人对中国的许多误解之一是中国不批评自己，也不爱说笑话。中国式深刻的讽刺感和丰富的喜剧传统在西方不为人所知。幽默确实难以翻译，但它可以成为软实力有用的工具，帮助改变中国“脸皮薄”的形象。
国际纠纷发生时其他国家对中国可能有这种印象，比如跟老百姓交谈时，他们说西方侵略中国和鸦片战争对现代政治有重要影响。而西方世界多半认为这些事件发生在另一个年代，与现在无关，因此中国人对自己是“历史受害者”这一自我形象的高敏感度，有时让外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吉拉德描述的中国的自我形象定位，我认为大多外国人会同意：“在历史上受过西方不公正的对待，中国目前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公正的地位；不少中国人认为与‘败坏、自私、帝国主义’的西方文化相比，他们是‘优越’文化的继承者，但同时又采用了西方文化的很多特点。”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真实想要的是什么，很可能是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当然大家都想要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城市，但由于经济、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理解。考虑到中国的多样性，谁能说他们真正地理解中国呢？
“每个人都盖了一个保护层围绕着自己。”吉拉德说。“但对西方人来说，穿透中国人（亚洲人）的保护层比西方人的更难。”
似乎不少中国人更要外国人喜欢和接受中国而不要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目前的经济机遇相比，也许只有给他们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这些人际关系才能最让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
“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把你看作客人，而不真正地接受你为社会成员，这是很大的挑战，”吉拉德说，“社会普遍地要让你看看花园和房子的外面，但不让你看房子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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