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商人为何难以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吴晓波

　　此刻在北京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40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有没有尝试着从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

　　进入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松绑”新闻。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投书《请给我们松绑》，文内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松绑新闻”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3月24日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而1984年则被看成是“中国企业的元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开始的10多年中，是一个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过程，因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改革时光。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很多工商业者认为，制度环境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费正清的困惑”，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因为，“捕鼠的特权”仍然没有消失。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大的赢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我们仍然要呼唤“松绑”。

　　（原载《中国经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