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竟是靠抄袭和造假获得,“水+色素+酒精+香精”一勾兑就成了“名牌葡萄酒”,节能降耗的指标在一些地方靠拉闸限电“突击”完成……学术造假、产品造假、政绩造假,三股歪风刮得很猛。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呼吁,坚决铲除造假潜规则盛行的土壤。
对学术造假“零容忍”关键是主管部门不护短
科技部日前正式撤销了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2005年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原因是其获奖项目“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这是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李连生被西安交大取消教授职务并解聘教师聘用合同。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邵善波说,香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李连生被撤销奖项感到震惊,认为一个这么严肃的国家级奖项也敢造假并能得逞,足以证明内地学术界弄虚作假已经成风。教育界、学术界造假严重,甚至有院士、大学校长、知名教授带头抄袭,带坏整个学风,毒害一代代学子,损害教育和学术品质,对国家危害太大,对此必须“零容忍”。
全国政协常委、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分析说,做课题尽量省钱,写论文东拼西凑,发表论文花钱买版面,出版专著靠买书号,形成潜规则;学术界官本位化和功利化,造假得逞可以获取更多课题、更多经费、更多名誉、更多称号甚至仕途平步青云,形成利益链;单位和学术委员会包庇、袒护、纵容造假者,形成“保护伞”———结果是造假者名利双收,实干者灰头土脸。
“打击学术造假关键是单位和主管部门不能护短”,邵善波说,李连生被撤销奖项是多位教授多年实名举报的结果,中间受到不少阻力,查处学术造假涉及造假单位和评奖机构的“面子”和威信问题,但不能为了“面子”就讳疾忌医和护短。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研室主任朱国萍表示,只有主管部门旗帜鲜明严厉打假,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铤而走险的造假者身败名裂,才能以高压态势把学术造假之风压下去。
现在对学术造假往往是造假者单位自己通过学术委员会等进行处理,很多不了了之,其公正性广受质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可以成立专门打假机构处理举报、申诉、鉴定和惩处事宜,这既可表明严厉打假的态度,也建立了打假的机制。
邵善波还表示,李连生事件暴露内地学术评价标准和机制存在重大问题,内地太看重论文发表数量,这种导向使学术走向歧路,对国家自主创新贡献太小。要从学术评价这个源头解决造假问题。
打击产品造假要对监管失职和地方保护问责
几年前,河北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制造”在全球蒙羞。去年底,河北昌黎县一些企业又被曝大规模造假,用化工原料勾兑生产“名牌葡萄酒”。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银香伟业集团董事长王银香说“三聚氰胺”事件牵涉几十家企业,因为它是业内潜规则。现在食品等产品造假还有很多潜规则。我国奶牛养殖业发展不良,奶源不足,掺假成了常规手段。一些生产商为了追求产量,用大豆、玉米等植物蛋白勾兑奶粉。目前市场上真正的纯鲜奶很少,大多都是掺入植物蛋白勾兑而成的,标的却是纯奶。现在环境污染严重,土壤受损,种植户通过打农药、施化肥、打激素来保证产量也是潜规则,这样种出的产品看上去光鲜漂亮,实际质量并不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说,现在蜂蜜行业造假现象泛滥,市场上约有七成蜂蜜都是调和品,一般都用纯蜂蜜和果脯糖浆调和而成,果脯糖浆都是用淀粉熬制,添加了防腐剂、甜味剂、稳定剂等各种食品添加剂,这些东西食用时间长了肯定有损健康。一些小作坊生产蜂蜜还添加尿素和硫酸,尿素起稳定作用并防止沉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说,一个地方长期发生大规模造假事件,监管部门难辞其咎。对于食品生产等行业的造假潜规则,没有强大的专业监管力量很难发现和查处。要尽快增强专业监管力量,特别是增强造假多发地区、行业和基层的监管力量,对于监管失职严肃问责。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还要明确产品标准,现在对很多食品的安全标准没有界定,因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还没受到应有重视,业界多年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比产品造假更可怕的是地方保护造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李武说:“地方保护主义是潜规则,也是制假售假泛滥的沃土。一些地方只顾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对企业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管形同虚设。在一些恶性造假事件被揭露后,地方政府领导受到严肃处理的极少。只有严厉问责地方政府,切实严格执法,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造假盛行。”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种子协会秘书长李爱青说,假冒伪劣商品现在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城乡接合部日益泛滥,工商部门对此要加强监管,对贩假制假者严查重罚,建立常态信息发布制度,公布制假贩假企业信息,告知农民举报和维权渠道,提高农民自我保护意识。
拧干政绩“水分”要摘造假者“乌纱帽”
媒体去年底报道,北方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投资仅300多万元的“半拉子”工程上报完成投资1个亿,投资约400万元的项目上报完成投资2个亿,并因“成功”造假获得市里表彰。
一些地方为完成节能降耗指标,不惜采取拉闸限电、短期停产等手段,害得百姓“摸着黑上厕所,打着手电做早餐”。
有代表和委员反映,一些地方盛行“财税空转”,眼看年底财税收入完不成任务,就把财政资金划给企业,再由企业上交作为税收,钱空转了一圈,税收就“上去”了。
宋心仿代表分析,类似潜规则很多,统计造假非常普遍。体现政绩的数据上去了就下不来,比如农民收入;体现责任的数据下去了就上不来,比如节能减排;本届领导的G D P等指标一定要高过上届;邻近地区出统计数据时,互相打听攀比;上级统计部门还要搞平衡。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粮食局副局长刘惠说,一些主管部门决策时形式主义、官僚作风,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指标不合理,基层官员完不成任务,不得不造假。现在政绩考核太重G D P等数据,又缺乏严格审计,造假者太容易得手。统计打假还要出实招、动真格。
“比政绩造假更可怕的是造假干部官运亨通”,李爱青代表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成为潜规则,因为弄虚作假者往往晋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禁不止,因为投机取巧者经常名利双收。媒体披露很多造假事件,真正严肃查处的还很少。政绩造假收益大、风险小,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谁搞政绩造假就该摘谁的‘乌纱帽’,才能形成正确用人导向,端正党风和政风。”
邵善波委员说:“诚信是从政者立身之本。政绩造假是严重的政治欺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干部也该被严肃查处并永远不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