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庆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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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译稿)中央档案馆藏。张华周 拍摄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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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北京重庆饭店，“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专家座谈会”现场。 |
本报讯 91年前的今天，重庆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其诞生时间，早于北京和上海等地中共早期组织。日前，在北京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专家座谈会”上，来自国内党史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纷纷表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验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共产国际档案中存有专门报告
目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介绍，鲜有提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新的发现，缘于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的挖掘考察。这份珍贵的史料，保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
“这是中国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份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成立时间最早的文件。”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说，《重庆报告》仅3027个字，但内容丰富，分七个部分介绍了组织任务、组织机构和发展情况等。
早在1958年，中国曾从苏共中央移交来一批档案，其第9卷中除存有三份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外，包括重庆、北京和广州等三个地方组织报告，也放在一起。
“深入探讨和研究《重庆报告》，对于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重大。”李蓉认为。她跟踪研究和考察《重庆报告》已经多年。
专家：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确实存在
上月底，京渝两地联合在京组织的“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专家座谈会”，吸引了20余位国内党史研究的顶级专家。围绕《报告》进行的热烈讨论，持续了整整4个多小时。
“《报告》是共产国际档案里面的原存材料，绝不会是后来模仿的，我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是确凿的。”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表示，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是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重庆早期组织，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防大学教授肖甡看来，重庆组织开展对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这是对中共党史的贡献。他建议，下一步，应加强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资料的挖掘，“一方面，重庆可以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征集，借助各地方党史研究力量参与；同时要加强人物研究，直接和间接地找到揭开历史迷雾的蛛丝马迹。”
“整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也是今天的一种责任。”党史学界泰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静如认为，时间回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的青年人看到国家的苦难状态，就想办法救国家，有人找到无政府主义，有人找到基尔特社会主义，有人则找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此时，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命力。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副主任姚金果说，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如果再把这份《重庆报告》束之高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证据确凿，并非无政府主义组织，对其研究非常重要，迫在眉睫，是对我们党的创建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破解党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根据《重庆报告》内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这一诞生时间，早于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共早期组织。次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遗憾的是，与北京、上海等地早期组织比较成熟的发掘研究相比，重庆早期组织至今仍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
“就是《重庆报告》本身也有不少悬念，比如，是谁写的，在哪里写的，何时写的，写给谁的？”李蓉认为，包括深处内陆的重庆，在当时就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其发生发展的条件等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正像一些专家说的，这是党史中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急需我们去破解”。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李颖说，“在建党90周年之际，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诸多疑问的解答，既是对3200万重庆人的一个交代，也是对现在近7千万党员、对中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李颖表示，将投入精力进行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她同时建议，可专门成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咨询组，吸纳国内的专家学者，联系各方面的人才，进行联合攻关。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萌明教授认为，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还将引起连锁反应，即激发学术界继续挖掘新史料，研究新课题，把对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的丰富和完善。
悬赏10万元 全国征集研究成果
市委党史研究室昨日表示，我市已设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研究”课题，向全国专家学者征集成果。对关键环节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最高将给予10万元的重奖。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市将举办“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日前已启动面向全国征集学术成果的活动。征集内容分为论文和课题两部分，对入选者都将进行奖励。
其中，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关系等关键性问题，只要依据档案文献资料，做出准确论证和判断，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一经专家组评审验收合格，将给予5万元到10万元的重奖。
另外，对入选论文中研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果，将评出三个等级的奖励，分别给予8000元、5000元和3000元不等的奖励。来稿可寄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重庆市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E—mail:cqdys12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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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揭开党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几十年来，运用这一批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大”档案中有关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难题早已破解。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在其历史背景、地位和作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影响，重要人物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研究成果不多，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司之谜，一道歌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认为，《重庆报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又一份珍贵史料，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
“研究还原这段历史，对重庆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周勇说，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是重庆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反映了重庆人民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勇立潮头的卓越表现。目前知道“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人屈指可数，“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把这件事情研究好，宣传好了，对150多万重庆共产党员和3200万重庆人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推动这项研究，破解其中的难题，拨开笼罩的迷雾，是我们的责任，意义十分重大”。他强调，如果到建党90周年的时候，还不努力研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革命先辈创造的历史还没有一个说法，就会愧对历史。”因此，重庆要花大力气，组织全市党史工作者攻关，并向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请教，邀请他们参加研究工作，以求尽早解密。
对话
李蓉：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就应该还原它
最近，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研究员推出的研究成果——《对<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一期），在学术界引来了热烈的反响。她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里，不应少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就应该还原它”。
重庆商报：你是近十几年来再次推出《重庆报告》研究文章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题目？
李蓉：对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我心里有一块心病，即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里没有收录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对历史负责，就应该还原这段历史，澄清一些质疑。
重庆商报：什么质疑？
李蓉：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和艰辛，也映射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历史记载并不完整，经常呈现出一种不完整的状态；历史也远不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的，更不是有记载的历史可以完全涵盖的。
有人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我和很多专家都不赞同这一观点，只要认真研究《报告》就不难发现。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挖掘更多的史料来支撑。
重庆商报：离“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时间，已经过去91年了，你是怎么收集材料进行研究的？
李蓉：具体研究是从前年开始的，因为我们党就要迎来90岁的生日，我觉得时机到了，而且我又是重庆人，有家乡情结。资料很少，找起来也十分困难。研究期间，我还专门托了很多关系，从莫斯科找到第一手资料。
重庆商报：重庆采用重奖的方式征集成果，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蓉：没有钱我们也照常干。但是研究经费是比较重要的。比如没有钱，就没有办法亲自去俄罗斯收集资料。重庆的做法就是增加对研究工作的投入，这非常好，可以调动更多的专家加入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
重庆商报：你对挖掘研究结果有什么预期吗？
李蓉：我相信，随着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公布，完全揭开“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相并非不可能，我们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版稿件由 特派记者 胡顺涛 采写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
■我们除了保存重庆的组织以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报告摘要
四川省与中国其他先进省份相比，由于交通工具很差，共产主义尚很幼稚。可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该省的共产主义情况也值得一谈。为了说明问题，首先必须谈谈四川的最近历史，然后再谈谈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打算。
一、四川的最近历史
近些年来，四川为战争所笼罩，从推翻满清王朝起，战争一直连绵不断。战争的破坏给全国带来了无数灾难和极端贫困，带来了不幸和恐怖。在研究战争的性质时，将会有趣地看到，正如马克思所说，战争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自然斗争。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因而懂得封建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如果说这是对的，那么，四川的战争就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两个时期的斗争。从满清政府垮台时起，四川一向同中国的中央政府闹独立。在这一时期，各派军队的首领在四川各霸一方，不仅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且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控制。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悲惨而艰难的生活。正像在地主统治下的欧洲附属国一样，在和平时期，四川的农民必须向其统治者交纳重税，而在战争时期，则被迫拿起武器去打仗。显然，除大多数农民外，人民都生活在战争和政治的苦难中，而资本家们，由于商业、工业贸易陷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勉勉强强地生存下来。滇军以护法为借口，向四川宣战，并占领了四川的一大片土地。四川的富饶土地，使他们产生了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地盘的念头。这位滇军将领的军队开始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些工厂，如丝加工厂和毛加工厂。由于经营这些工厂，这位滇军将领的势力得到加强。
可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四川的资产阶级和军阀对滇军的仇视，于是爆发了两军之间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四川的军队主要是由被压迫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组成的，比滇军力量弱得多，可是由于得到四川资产阶级的帮助，使其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胜利，不仅使军阀有可能从敌人手中解放自己的领土，而且使他们变成资本家。然而，他们在战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摆脱在战时招募过多的士兵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就特别担心丧失他们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产。自从滇军被驱逐出四川时起，要求军队复员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他们就创办工业，从而把资本主义引进四川。军队首领熊克武和刘湘的两个声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在声明中宣告迫切需要创办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为了证实自己的言论，他们开办了一些工厂，并设立了某些银行。
他们这样做是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１．把他们军队里的多余人员安置在工厂里；
２．联合资产阶级，并用其资本剥削工厂和工人；
３．依靠占有工厂和银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因而可以说四川已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随着一些资本家手中资本的集中，今后贫富之间的鸿沟定会不断地加深。
二、我们组织的任务
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但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我们知道，军阀所宣布的民主制，尽管好像是真正的、合理的，但它毕竟是维护一些资本家的权利的原则和手段，有害于多数人民，有害于无产阶级。
四川的民主派认为必须发展工业，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也认为应当发展工业。可是，前后二者的主张完全不同。前者坚持认为，生产系统或工厂应当属于一些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而后者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民主派祈求军队首脑解除士兵的兵役，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希望改善士兵的状况，而且希望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我们懂得，执行这两项计划，并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然而，这两项计划的实现，定会使我们摆脱糟糕透顶的民主制。
三、我们组织的历史
我们稍微回顾和考察一下我们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近些年来，四川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组织。其中大多数由政客所组成，他们企图利用这些组织来实现资本家和军阀的愿望。但是，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情况却不同，因为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他们也请求加入我们的研究会。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一九二０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四、我们组织的机构
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１．书记处，２．宣传部，３．财务部，４．出版部（我们用三千六百元在上海购买了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1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
五、成员人数
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凡是愿意同我们组织建立联系并希望成为其成员者，至少须有我们组织的两个成员介绍，并经过五六个月的候补期。候补期满，如果认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者，应经全体大会议决，发给党证，只是在这时，他们才能成为组织的成员。
六、运动
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在成都市（四川省会），大部分工人是在缫丝、成衣和制鞋等作坊做工，这些地方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四川的人口十分之六是农民，因而很明显，他们对该省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运动的方针是争取他们。士兵现在有两万多，他们多数是由于失业和谋生才去当兵的。因此，我们的运动也应极力在他们之中产生影响。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久以前，丝厂发生了罢工，随后，毛加工作坊的老板们也不得不向他们作坊的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七、我们组织的发展
我们除了保存重庆的组织以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总起来说，四川共有五个组织，即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重庆是总的组织，是人们知道的“正式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成功地进行着它们的工作。明年我们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为此，我们有两个同志正在学习藏文。因为英国的资本家注视着西藏，并向我国投资，四川的同志知道，这对我国西部是危险的，因此在制定防止令人痛恨的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计划。我们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我们的宣传工作，由重庆往左可以扩大到云南，往右可以扩大到贵州。我们的组织还为东南三省 运动的发展准备采取措施。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
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１．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２．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从俄国共产党人所著述的书籍中或者从同俄国富有学识的同志的谈话中，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尽管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因为在同俄国同志接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并能着手执行我们的任务。将来我们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时，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
（中央档案馆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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