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随迁子女高考需要综合考量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所在地参加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他说有些城市正在研讨，如果考生父母能够在城市站住脚，子女完整地接受了义务教育，就应当考虑到他们高中阶段在哪考学的问题。

　　不能否认，袁贵仁的回应在理念上正确，也是现实压力下解决问题的直观思路。对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公众也一直给予关注。但人们更担忧的是，理念思路的正确对路，未必在现实中就行得通。因为高考的教育公平问题由来已久，单纯去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以实现有限的公平，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考量与统筹，就贸然推出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举措，极有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牵一发而动了全身。

　　随迁子女高考问题，表面上是入学难、高考不方便等问题，实质就是高考的教育公平问题。其核心则是动了大城市人、西部地区人的利益奶酪。因为允许随迁子女在父母所在地参加高考，就意味着他们获得这个所在地的“高考便利机会”，就同时意味着这个所在地人原有的“高考便利机会”被稀释。

　　所谓“高考便利机会”，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形成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西部地区的学生，考上大学、好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一些生源大省，同样的分数，在一些省份会落榜，在另一些城市则会上重点。如果全国都一碗水端平，不分地域民族等搞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则面临的情况可能是，大城市、西部地区的学生大量被挤到一边。其结果，就会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以省份为高考录取单元的办法，确保省份内高考公平，是基于现实的无奈而又合理之举。

　　显然，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就打破了高考的既有利益格局。教育部也面临着在多大程度上打破这个格局的悖论。如果对随迁子女高考设置高门槛，那么，就会有大量流动人口子女的高考问题得不到解决，只是让极少数人获利，也就失去这一政策的现实和普遍意义。如果门槛设置更低一些，那么，这一政策本身就会带来“涌入效应”，包括技工、农民工等在内的一般人才，都会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西部地区涌入，进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事实上，我们切不可低估这种政策的导向作用。“高考移民”是前车之鉴，如果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制度失当，就无异于提供了一条可以“高考移民”的制度化通道。据称解决这个问题“很快会有方案”，不禁令人期待它会对上述有关问题如何考量，会不会公开征求民众意见，又在何种程度上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而从根本上来说，一个解决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制度方案，显然难以承受解决高考教育公平问题之重，还必须从根子和源头上多多采取促进教育公平之举。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