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记者就民营企业参与公益的话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对于中国民企参与公益事业现状,黄孟复认为民企的公益心实际被低估,民营企业对中国公益的巨大贡献尚未被公众熟知。
“中国现在有800多万家私营企业,对于这样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在认真做事,是有责任的。”
【简历】
黄孟复,男,汉族,1944年1月生,上海市人,民建成员、中共党员,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2001—2002年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江苏省主委、南京市主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2—2003年全国工商联主席(2002.12按部长级待遇),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3至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间商会会长。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关于民企公益
民企公益心被低估
记者:您曾经说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多年来为公益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但由于统计与宣传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贡献被低估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黄孟复:中国民企经过30年的发展,很多企业脱离了最初的生存期,进入发展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公益事业。从捐赠来讲,我所接触的民营企业家基本都有捐赠的举动,而且有很多企业家有强烈的捐赠意愿。根据全国工商联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评选过程搜集的资料显示,100个优秀建设者平均捐赠额度都在4000多万元左右,所以无论从捐款数量还是今后发展趋势来看,我认为民营企业用公益方式来体现社会责任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及。
参与公益存两难点
记者:过去都是公众视角评估民营企业,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民企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是否也面临一些难点或问题呢?
黄孟复:没错,目前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公益的同时也有疑虑,其一是感觉捐赠的途径比较少,要去寻找往哪捐,同时也没有更方便、快捷、多样的捐款渠道;第二是对于捐出去的钱感觉不放心,捐完以后不知道是不是用到他们想帮助的对象手中,所以捐助机构少、透明度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普遍存在的意见。
记者:说到参与公益方式的多样性,与过去较常见的单纯捐款方式相比,近年来民企在公益模式探索方面有何尝试?
黄孟复:现在很多民企都在积极加入全国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共同创立的光彩事业。光彩事业不仅需要企业捐款、捐物,更重要的是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到老少边穷困难地区去,去投资、发展生产,用这种造血式扶贫发展地方经济,带动当地人脱贫。民营企业都在响应这个号召。如果在东部,企业一年可能赚10亿,现在去贫困地区投资可能只赚2亿,但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据我们不完全统计,目前有上千个项目投入几千亿资金,可能带动几百万人脱贫致富。
关于社会责任
民企要把员工当“宝贝”
记者:去年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的时候,引起了中国社会对慈善话题的大讨论。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首先要做到提供合格产品,比如让老百姓喝上放心奶,这是现阶段企业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孟复:我们要求民营企业做慈善,首先是把自己企业搞好,我们现在要求民营企业家要建立自己企业的文化,没有企业文化,建不成百年老店。所以,企业首先要把员工看作宝贝,每一个员工在这里工作有良好的感受度,这都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才有可能生产出有好质量的产品,这才是企业第一个社会责任。有了这个社会责任,再来做公益事业。
记者:如何评估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国外企业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相对成熟的模式,不知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这方面情况如何?
黄孟复:我们有一个题目正在和有关方面研究,但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好不好也不能光靠一个体系来检验,关键要对民营企业有一个适合的社会认知。
记者:社会对民营企业认知偏差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孟复:现在很多企业家都认为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应该更宽容一些。中国现在有8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有3000多万家,对于这样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在认真做事,是有责任的。
关于陈光标
赴美发红包未尝不好
记者:两会期间,陈光标表示计划去美国发红包,引发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黄孟复:我觉得中国社会要学会容忍多种多样的东西,不要一怎么样就说人家不好。中国13亿人,慈善理念也同样多种多样,他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有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未尝不好。不要刻意地讲中国还有很多穷人,你为什么到外国去,这和我们国家在支持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的同时,还给予非洲支援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对慈善这个问题,只要他做慈善,都应该鼓励、呵护、支持。社会应该给陈光标一个正面评价,有些人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应该更多的包容这样的人。
关于红丝带基金
民企防艾有始无终
记者:中华红丝带基金这些年在中国防控艾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5年是由全国工商联和20多家企业共同筹建的,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把关注点放在艾滋病领域呢?
黄孟复:这件事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企参与公益事业的热心。当时艾滋病情势相当严重,有些民营企业家跟我讲,我们是不是要为防艾做点事,于是,大家就一起努力成立了中华红丝带基金。
记者:是民营企业家主动提出来的?
黄孟复:对,他们主动表示说我们企业能做点什么。我说好,全国工商联来帮你们组织。当时也是在两会开完以后,几十个民营企业家就商议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当时国家已经有了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我们说再起个名就叫“红丝带”,“红丝带基金”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记者:这些企业在防艾这个相对专业的领域里,除了捐款外,还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参与行动呢?
黄孟复:民营企业有很多工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动人口,而这个人群也是防艾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在这方面企业会对自己的员工做很多宣传倡导工作。
记者:救助艾滋孤儿也是红丝带基金项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教育上可以通过资助进行,但离开学校面临就业,有什么办法进行帮助吗?
黄孟复: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我们企业都可以吸纳他们。企业在这方面的参与会一直持续,没有什么时候是结束的概念。
关于打工子弟教育
用“教育券”实现公平
记者:年初您曾去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看过,您如何看待这些孩子的教育现状?
黄孟复:北京现在有43万农民工子弟在上小学,北京市政府也下了很大力气,已经把60%多的孩子吸纳到公办学校,还有一部分人没吸纳进去。我问为什么不能吸纳,回答第一是财力小,第二个是担忧如果把这些孩子全部吸纳进来,那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孩子都到北京来读书,北京承受不了。现在北京还没有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们仍然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我们知道最好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还达不到公办学校的标准。同时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基本都不是正规的老师,收入也很少,老师流动性大,学校教育质量还面临很多问题。
记者: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孟复:因为中国现在的教育经费是按地区拨的,输入地区的教育拨款只能解决原来的本地适龄儿童教育,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学生,如果输入地给每个外来学生都提供与本地学生相同的义务教育,财政上受不了。
记者:那这个教育责任应该谁来负呢?
黄孟复:中国法定九年义务教育,这些孩子无论在哪儿,都应该享有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总理讲要让教育经费占到整个GDP的4%,达到法定目标。我认为,教育经费应该更多用于九年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分重点学校,也不应有城乡差别。
记者:听说两会中有个有关“教育券”的提案?
黄孟复:我们建议发“教育券”,让每个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每年都有张教育券。拥有这张教育券,孩子到哪个学校去上学,就可以凭借这张教育券在中央和省里拿到钱,这样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就没有资金压力问题。
本报记者黄英男
作者:黄英男
(责任编辑:UN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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