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的“禁令”与“拦路虎”

　　江平/口述

　　两条“禁令”

　　在我们看来，苏联当时社会上最触目惊心的现象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的青壮年男性很多都在“二战”中战死疆场，这也就形成苏联的女性急于找中国留学生的现象。当时派去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很受苏联女性欢迎的“香饽饽”。

　　那时候，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在其他环境里，中国男生都有很好的口碑，很努力，学习又用功，为人正派，而且是国家层层选拔公派出去的。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女生跟苏联男性谈恋爱的情况，放眼望去，都是苏联女性主动追求中国男生。

　　我们出国培训时有一条纪律，就是绝对禁止中国人跟外国人尤其是苏联人谈恋爱。而且，当时纪律还规定，中国人之间原则上也不能够谈恋爱，尤其是不能有越轨行为。我们在苏联时，至少刚开始那两年，这两条禁令执行得很严格。

　　例如，和我们一道学法律的穆谟就撞上了这个“禁令”。穆谟以前是天津市人民法院的，是我们首批12名学法律的留苏学生之一。人很聪明，成绩也很优秀。穆谟后来就是因为和一个中国女同学谈恋爱，两个人可能有了越轨行为，结果被遣送回国了。

　　攻克“拦路虎”

　　我们那一批留苏学生走得匆忙，不像后来的留苏预备生，都可以在国内先学一阵俄语再出去。按照派出部门的要求，我们到苏联后，先专门学一年俄语，然后再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和苏联学生一起听课、考试。苏联的普通学院是四年毕业，而大学都是五年毕业，加上语言学习的一年，那我们就成了六年了。那么去苏联学习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语言关。不掌握语言，课堂上就会“坐飞机”，完全听不懂，甚至专业知识等于零。

　　对于我来说，由于曾在教会中学和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再学俄语，脑子里有个外语的概念，总有个外语规律可循。但对有些同学来说，没有其他外语基础，学俄语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我在学完半年俄语后，就插班和苏联学生一起进入一年级第二学期。我当时为什么要插班进入一年级呢？这是受陈汉章的影响。陈汉章是我们一同前往苏联留学的同学，他原来的俄语就非常好，在国内时就做过俄文的翻译，觉得再学一年俄语白白浪费时间。我俩私交非常好，他有插班的想法，我也觉得俄语对我已经不成其为“拦路虎”，于是便跟他一道插班进入一年级了。

　　关于语言学习，这里面还有一段特殊背景。1951年年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林伯渠在苏联疗养，与留苏的中国学生有一定的接触，了解到由于俄语功底不足、心理准备不足等而造成的问题。

　　他在回国后，便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我们那批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三百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得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

　　于是，1951年12月初国家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专门设立了留苏预备学校，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被称为“俄专二部”。“俄专二部”在1952年2月正式开始培训留苏学生，刚开始是借的辅仁大学的校舍，到6月份才搬到西城区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所在地，正式成为留苏预备部。

　　我插班进入一年级之后，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还没修。那怎么办呢？我就在以后的几个学期中，又将第一学期缺考的五门课程陆续补考完毕，这样，最后我跟其他同学比，就提前一年毕业了。

　　记得毕业典礼时，我还作为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留学生代表做了发言。按照苏联当时的教育制度，大学毕业生每个人都有一个菱形的毕业纪念章，上面刻有苏联的国徽，很漂亮，可惜我的已经丢失。五年学习结束了，所有的课程我均获“优”，拿到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全优毕业证书。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很有意义的攀登。获取的知识许多都忘了，但五年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锻炼，以及综合能力的提高是令我终生受益的。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