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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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街头，救灾募捐的日本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日本特派记者 吴胜 张磊 谷岳飞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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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捐款的行人致以谢意。本报日本特派记者 吴胜 张磊 谷岳飞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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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已经整整三天，从东京到大阪，记者在这个正遭受巨大灾难的国度穿行。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陆续帮助在日本的侨民、留学生回国；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列车趟趟满员……相比之下，在强震和核阴云的笼罩下，记者这几天接触的日本人，却都显出了一丝慌而不乱的冷静和从容——
我们看到日本人一生的几个片段
不要推，不要跑，不要吵闹哭叫
“小零食”夯实日本小学生的防灾教育
在媒体、网络上关于此次日本强震的报道中，民众在余震中排队走出地铁、高楼的情景和震后城市秩序的井然不乱都被多次提及。
今年36岁的佐原是记者一位东京朋友的公司合伙人。在第一次会面时，记者告诉他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淡定有序令无数人惊叹。“我有关注到，感谢中国媒体、网友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佐原笑起来有些腼腆，“从小学时就开始接受这样的教育，面对灾难不能乱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
佐原告诉记者，日本易发地震，对防震防灾的教育普及非常重视。国民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开始接受相关课程教育，并参加每年一到两次的逃生演习，“地震频发的地区，演习的频率是每月一次。”
“おかし約束”，佐原用笔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解释说，“おかし”拆开来解释分别代表了“不要推，不要跑，不要吵闹哭叫”，而合起来就是“小零食”的意思。就这样，“小零食”开启和夯实了日本一代又一代人始于小学时的防震防灾记忆。
月黑风高的夜里被命令步行回家
工作后，这是日本公司培训职员的必修课
在大阪车站门前，记者偶遇18岁的高中生安田诚五，他正和朋友们一起为受灾同胞募捐。
“我们已经募集了几百万日元，这个活动将持续半年，然后我们会把钱交给灾区的同胞。”安田诚五告诉记者。
对于“小零食”约束，安田表示知道，他还补充说日本小学生入学第一天除了书包，还要戴一顶特殊的防灾帽，“作用类似于工人们戴的安全帽，但很柔软。”一般来说，这个帽子是由每个孩子的妈妈亲手缝制，“虽然现在也可以买到，但我相信许多妈妈们还是更愿意亲手去做。”帽子戴到学校后会放在椅背上，平时当靠垫，但孩子们都知道演习或遇险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帽子。
安田肯定了日本在防灾教育方面的做法，但他觉得政府仍应该继续加强实战操作方面的教育。“演习的模拟程度还不够，毕竟一次次事实摆在眼前，真正的灾难远比演习可怕得多。”
记者随后了解到，正在上高中的他此时还不知道，当他毕业后进入大学和单位，“演习”的强度真的会不断加强。
比如上文提到的佐原，至今仍念念不忘自己获得第一份工作后不久，就曾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被老总勒令步行回家，次日带上行进的详细路线和体会述职。“大多数东京人住地距离单位都有二三十公里甚至更远，那晚我走了整整4个小时，而有的同事走了一夜。”
据说，这种防灾培训方法被大多数日本公司采用，以此让员工熟知灾难之后城市交通停摆下，“如何顺利找到回家的路以及沿途的避难处”。
常年背着应急包裹，食物随时更换
在一位61岁老人眼里，防灾已成为一种习惯
说到避难处，记者在大阪曾以外国人身份到大阪府曾根崎警察署，要求知晓和体验这个城市的避难处。记者受到了热情接待，一位警官出示并详解了一份警署范围的避难所分布图。记者注意到，这张图上每个避难所能够容纳多少人，可以储备多少物资等等都有标识。
就在警署外面，记者遇到了从超市购物后回家的笠井。我们唐突的打扰并没有让这位61岁的老人不快，他有礼貌地回答了记者的所有问题。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收看天气预报，然后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而每次出门，无论外面是晴空万里还是刮风下雨，我的背包中总会放一把伞，有备无患。”笠井娓娓讲述自己在防灾方面的做法，特别提到了一个他重视到近乎“疯狂”的应急包裹。
这个包裹里，常年背着一些应急生活用品和食品，比如饼干和水，“在快过期时我会把它们吃掉，然后到超市买来新鲜的放进去。”比如手电筒，里面的电量永远满格，即使很少用到，但老人还是会经常检查、充电，以确保随时可用；包裹内还有一些药物、生活用品等，甚至连入厕都有考虑，几块折叠的纸板、加上一个塑料袋——一旦遭遇突发状况，老人能保证自己即使在很糟糕的室外也能卫生地入厕。
笠井告诉记者，他有个习惯，回到家中，他会把家中所有的灯都打开；而离家时，又会认真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还会一一检查。“煤气阀也是出门前必关。”即使偶尔忘记，他也会接到煤气公司的提醒电话，因为一旦煤气总阀是开启的，即使没有泄露，但持续8个小时后，煤气公司的警告灯便会亮起。本报特派日本记者 张磊 谷岳飞 吴胜
我们的镜头
相隔千里，“3·11”那一刻 两个日本人同样镇定
让时光倒流，回到3月11日地震来临的那一刻。
东京的佐原在7楼的办公室内，突然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经验告诉他地震了。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让他在就地躲藏和扶墙下楼之间选择了前者。10秒钟之后，他钻进了办公室最坚固的那张台桌下，然后对手机那头的客户说，“不好意思，刚刚地震了，现在没事了，我们继续。”
大阪的笠井，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近千公里外传来的震感。他以为又是周边哪里发生了一次普通的地震，揉了揉从午睡中醒来仍有些惺忪的双眼，继续翻看手头的报纸。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衣柜的方向，其中最下层那个黑色的背包里，水和饼干是两个礼拜前刚刚更换的，手电筒是三天前刚刚充的电。他抖了抖报纸，心里没有一丝慌乱。
很快，从网络和电视中，佐原和笠井知道了9级地震的消息。两个不同城市的、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盯紧了他们面前的屏幕。从容不等于对自己及家人的安危无动于衷，余震、强度、辐射、风向……这些关键词，牵动着淡定面孔下所有日本民众的心。
连日来，尽管从这个灾难发生地传出的消息密集而急促。而身处其中的日本人，却始终固守着自己的通道去获悉事态进展，比如佐原信服的一个日本专业传媒网站，比如笠井每日必看的一个当地新闻频道……
“我相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佐原看来，灾难尽管可怕但完全可以被量化，“继发强震的几率，城市抗震的级数，以及辐射量的数值。我首先相信这种信息发布的真实性，要做的只是根据它们去评判风险。”于是，佐原选择不离开东京。
他们的说法
理解外国人撤离 遇到灾难时，每个人都想回家
和佐原一样，笠井也相信大小官员们在电视里做出的那些安全承诺，也相信危机离自己甚至离东京都还很远。但得知东京核辐射量超标的那个晚上，他还是给那里上班的儿子一家打了电话，委婉地问他们要不要回家。
事实上，在媒体此前报道的那些东京撤离人群中，其间大多数日本人所去往的都是家的方向。“我不怕，但名古屋的妈妈想我们回去，我把孩子送去，然后回来。”这是在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上，身旁一位女子对自己行程的解释。
而佐原，一贯严谨认真的他刚刚修改了一个对公司至关重要的业务安排，因为那个计划需要出差中国深圳。不撤离是因为相信安全，那不出差呢？他的解释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父母、妻子，危难之中家人的互相依靠和安慰很重要。
于是当话题被引向各国政府最近紧锣密鼓实施的接回国民计划，佐原说自己非常理解。“如果我在国外，那里发生了地震，哪怕我并不害怕，但一定还是会选择回国。”在他看来，真正让那些侨民、留学生们萌生去意的，不是因恐惧而来的推力，而是从家和祖国方向而来的引力，“遇到灾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回家。”
本报特派日本记者 张磊 谷岳飞 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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