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停机后的核电站堆芯仍有大约3%左右的蓄积热量不能发散掉，需要持续冷却数天。最初，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被用来给1号堆的冷却系统供电，1小时后的海啸摧毁了所有的柴油发电机；工人们又抱来了备用电池，它们可以提供8小时左右的电源，另外一些工人则从外面拉来了新的柴油发电机。根据MIT的一位科学家Oehmen Josef提到过的信息：“因为接口不匹配，这些发动机无法接到电站。”很快，冷却系统几乎停止运行，压力容器中的水大部分变成了蒸汽，这导致压力容器的压强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正常值的两倍。

　　为了给最核心的压力容器减压，工作人员打开阀门，放出了这些直接与燃料棒接触而可能携带辐射物质的蒸汽。

　　核电厂附近的辐射水平升高，但被认为只会对人体造成“极其细微的伤害”。3月12日下午，1号堆外墙发生了爆炸，但随后，有官方机构解释，盛放核燃料的压力容器并未受损，随后，2、3号堆也都发生了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决定向反应堆中泵入海水用来冷却燃料棒。

　　因一位工作人员的失误，为反应堆提供冷却水的柴油机停止工作，导致2号堆空烧，燃料露出水面。3月15日，日本当局已证实2号反应堆“可能发生了压力容器底部受损”；核电站附近辐射水平很快升到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截止发稿前，日本首相菅直人发表告国民书，称核泄漏趋向严重，要求20公里内居民迅速撤离，20-30公里周围的居民也做好撤离、疏散的准备，目前不要离开建筑物。

　　4天之内，因为一座核电厂的事故，方圆900公里几乎空了。

　　核能曾被认为是安全和最清洁的能源，现在，日本的事故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忧虑，但在众说纷纭中，相当部分人坚持核能仍是人类应该坚守并鼓励的能源渠道。

　　从死神开始

　　“生不逢时”，这4个字是对核能及核科学诞生的最好描述。在量子力学的推动下，原子核理论在1920-1930年代突飞猛进，此时正值欧洲两次大战的夹缝中。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原子裂变现象的时候，欧洲已是战云密布，第二年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此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和科学故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奥本海默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都侧身其中。在最后一片“自由乐土”，美国集中了15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花费20亿美元，生产出了3枚原子弹，其中一枚试爆，两枚投到了日本，结束了战争。人类历史上，水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现或使用都伴随着工业进步的欢乐颂，唯有原子能这种威力最大的能量却以对城市与人口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形象来到人间，“核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在人们心头蒙上一层阴霾。

　　然而与传统能源相比，核能（核电）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1公斤铀-235裂变放出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燃烧放出的能量，一个1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厂每年需要300万吨燃料，而核电站只要30吨就够了。煤炭燃烧会放出数量庞大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烟灰，煤炭的开采、运输、放置以及燃烧后产生的废物处理，都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核燃料裂变完成后，虽然还带有一定的放射性，但只要在合适的地方掩埋就基本是安全的。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发展核电的呼声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在科学家费米和西拉德指导下于1942年12月2日达到临界状态，即能够输出能量。不过这个反应堆是曼哈顿计划的预研究，后来建成的反应堆也是为了富集钋元素用于制造原子弹而不是主要用于发电。

　　二战后核能才开始应用于民用发电，自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EBR-1）首次利用核能发电、1954年6月苏联第一座核电厂首次向电网送电，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历史，这50年间，它们经历了验证示范、高速发展和滞缓发展。现在，正处于复苏之前的过渡阶段。

　　核能变得不便宜

　　二战后原本拥护美国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群体开始分化，很多科学家希望核能研究不要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从而拥护和平利用原子能，但是由于核反应堆也会产生可用于核武器的钋元素，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苏联都试图将核反应堆的研究置于严格的政府控制和保密范围内。直到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才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讲，强调要尽快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美国稍后通过了“1954年原子能修正案”，对核反应堆技术进行解密并鼓励民间核反应堆的发展，允许私营企业取得反应堆所有权，但核燃料仍归政府掌握，允许私人使用。

　　1954年6月，苏联的奥勃宁斯克核电站成功并入电网，可以提供500万瓦的电力。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列维斯•施特劳斯曾声称将来电力会“廉价到不用花钱”，当然他指的是当时正在秘密研究的氢核聚变。但原子能委员会此时资助的几个研究项目表明，核电并不廉价，“其价格将会跟传统能源差不多”，核电发展第一次让人们失望。这时的核反应堆研究在美国主要由美国海军推动，海军的目的是要利用核能推动潜艇和航空母舰。

　　1956年，英国建成了世界第一个商用核电站，发电功率达到50兆瓦（后来提升到200兆瓦）。美国的第一个商用站在第二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世界各国一开始对核电站抱有极大的热情，尤其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各发达国家工业能力上升，电力需求十年翻一番，美苏英法等国都制定了庞大的核电发展计划，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核电机组就迅速达到上百台。联邦德国、日本以及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成套地购买设备开始建设核电站。尤其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形成了核电厂建设的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发电量提高得非常快，1960年全世界还不到10亿瓦，1970增长到1000亿瓦，1980年代更是增长到3000亿瓦。

　　一般把1950年代美、苏建成的实验性核电站（为了证明核能发电的技术可行性）称为第一代核电机组。1960年代后期，一批人在第一代机组基础改进上，进一步证明核能发电技术可行性的同时，也证明了核电可与水电、火电相竞争的经济性。1970年代，因石油涨价引发的能源危机促进了核电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行的四百多座核电机组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期建成的，称为第二代核电机组。本次发生故障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即属第二代核电机组。

　　核电的黄金年代持续了10年，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世界范围内核电装机能力增长变得越来越慢。装机计划不断被取消，自1970年1月后的所有计划中，超过2/3最终被取消，光在美国，1975-1980年就取消了63个核能机组。

　　究其原因，那20年间快速增长的核电经济成本（由于主管部门犹豫不决和反对集团挑起的诉讼而导致建设时间过长）以及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价格不断下跌，使核电厂失去了吸引力。尤其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加上大规模的节能措施和产业架构调整，许多新的核电站建设项目被停止或推迟。

　　事故

　　1979年3月发生在美国三哩岛核电厂的燃料泄漏事故和1986年4月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故，也对世界核电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初，核工业的建设者对于核电站的安全持盲目乐观态度。核工业调整委员会的委员马库斯•罗登曾报告说，“发生核事故的风险和被陨石砸到的几率差不多。” 1979年3月28日凌晨4时，美国宾州的三哩岛核电站的警报突然拉响，涡轮机停转，堆芯压力和温度骤然升高，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直到6天之后堆芯温度才下降，避免了氢爆炸，但反应堆已经瘫痪。事发之后全美震惊，约有20万人撤离这一地区。更令公众不满的是，调查委员会竟然无法拿出一份清楚的报告，由于监测设备损坏和缺失，连核科学家都不知道核反应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纽约评论报》指出，“这起事故或许并不是十分严重，但当安全性被过度推销，即使是最小的事故也能导致对工业安全性信任的极大丧失。结果是，一直被灌输核能源利用毫无风险思想的民众在事故发生时更难保持理性。”全美各地纷纷举行集会示威，还成立许多民间反核组织，要求停建或关闭核电站。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重新检查发展核动力计划。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造成了核电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有4个功率均为10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其发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50%，并向大多数东欧国家提供重要电力。但该核电站的反应堆是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水冷式石墨慢化反应堆。由于石墨反应堆不够安全，冷却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堆芯石墨棒的温度就会猛增，直至超过熔点而导致熔毁事故。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连续切断反应堆的电源，使主要冷却系统停止工作，以致26日凌晨发生猛烈爆炸，爆炸引起机房起火，浓烟使人呼吸困难，放射性物质不断外溢，大量放射尘埃污染到北欧、东西欧部分国家。

　　这两起事故严重打击了公众对于核电的信心，公众的接受程度成为核电发展的障碍之一，有一些国家如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等已暂时停止发展核电。为保证核电的安全性，美国在三哩岛事故后所采取的提高安全性的措施，使核电厂建设工期拖长、投资增加、经济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阻滞了核电的继续发展。

　　核春天或核冬天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张作义指出，国际有关分析认为，公众反对是核电由盛转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决定停止发展核能的国家中，有些是直接由公众投票淘汰核能的，如瑞典、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家；有些是反核政党得到公众支持上台后，由政府作出决定淘汰核能的，如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将公众态度与核安全、经济性、燃料循环与核扩散等并列为影响核电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

　　民众对核能的反对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大部分还是第二代，安全层级还比较低；另外，大量核电站也给国际恐怖分子窃取核燃料作为脏弹，甚至窃取钋元素研制原子弹带来机会，“核扩散”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个新出现的原因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随着核能日益广泛的使用，放射性固体废弃物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核废料的处理大都采用就地贮存在的方式，但由于这种物质的半衰期长达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对人类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

　　然而，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随着能源供应趋紧和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以及现有核电机组保持的相当长时间的良好的运行纪录，东亚国家和美国、欧洲等正在计划建设新的核电机组。

　　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发表《2006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改变现行的能源政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是该组织首次支持推广核能的使用，总干事克劳德•曼迪尔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键在于立刻采取行动，各国应该尽快调整政策、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能源技术的发展。”“同时，各国应着力发展能源技术和推广核能应用，否则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不得不面临能源价格飞涨，而且经常停电（能源供应不稳定）的危机。”

　　然而，本次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几乎标志着“核能的春天还没来临，冬天就到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3月13日，在德国南部的城市斯图加特，6万名示威者组成了长达45公里的人链，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关闭德国所有核电厂。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宣布德国将全面检查核电站安全标准。同日，发展核能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参议员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呼吁：美国应暂时放慢核电发展步伐，以保证能够安全利用核能，他说：“我不认为美国应该停止修建核电站，但现在有必要踩下刹车，直到我们完全搞清楚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危险。”

　　(日文翻译李君、周文迦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巨震重创日本经济？

　　这次地震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是考验，也未尝不是机遇

　　特约撰稿刘柠

　　3月11日，袭击日本东北部的里氏9级巨震对日本经济造成的重创到底有多大？其影响究竟会蔓延至何种程度？

　　因为余震不断，受害状况一时还难以确切把握。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各种信息，结合16年前阪神大地震的情况，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震后第二天，日本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经济情势检讨会”。与会的与谢野馨经济财政担当相预测：此番巨震，“受害状况将超过阪神大地震。”但他同时指出，因“产业活动的中枢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对日本经济总体的影响是有限的。

　　作为财经政策的最高责任者，与谢野似乎并不悲观。那么，他的依据何在？

　　这首先要从与阪神大地震的影响比较谈起。就地震的烈度、破坏的强度及受灾范围之广而言，阪神大地震与此番巨震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能量相当于前者的178倍，除了震中的东北地区外，还波及了北关东地区和首都圈，受灾范围达1都12县。由于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死亡人数恐怕最终会超过阪神大地震1倍以上（阪神大地震中有6500人丧生）。

　　至于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从最初估计的100亿美元，到美国地质调查所估计的数百亿美元，直到全球顶级风险投资机构Equcat所称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

　　但是，阪神大地震重创的阪神工业区，在日本经济中举足轻重。那里集中了钢铁、汽车和电子工业的精华，而位于震中的神户则是日本的第二大港。与之相比，此番巨震所摧毁的东北地区虽然也有一些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等生产基地，但显然不如前者那样集中。

　　整个东北地区加上北关东地区占日本经济的比重约为8%，而神户一个城市便占了4%。16年前的阪神大地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共计13万亿日元，按当前的汇率约合158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此次巨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尚低于这个水平。

　　2010年，尽管在经济总量上，日本被中国赶超，“世界老二”的地位易手，但却创下了近20年来最快的增速，全年GDP实际增长3.9％。虽然后半年又有所回落，但种种迹象表明，从去年秋开始，日本经济已逐渐爬出了金融危机的谷底。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之不易的增长势头被“腰斩”，是对日本经济最残酷的打击。短期预测，无疑是悲观的，今年日本的增长很可能会被抵消，甚至有负增长的可能。

　　不过，如果对日本经济强大的自愈再生能力有所认识的话，便会明白情况未必会像想象的那样糟糕。尤其是考虑到与谢野大臣所说的“产业活动的中枢并未受到直接的打击”，可以说虽然发展势头遭“腰斩”，但发展机制还在。

　　历史经验证明，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虽然触目惊心，但经济的恢复往往比想象的更快。尤其是发达国家，其应对灾难的能力是超强的。事实上，阪神大地震后仅半年，日本经济便得以恢复（在总量上）。同样的经验也为洛杉矶地震所证明。

　　如此大范围的破坏，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摧毁，无论如何是需要重建的。而“地震特需”未必不会成为拉动日本新一轮增长的助推剂。这客观上会带来两个效应：

　　一是建设景气卷土重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众所周知，日本基础设施之完善，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居于前列。这很大程度上当归功于自民党政权长期以来践行的、前首相田中角荣所倡导的 “土建国家”的发展战略。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萧条，这种发展战略受到质疑。

　　特别是民主党上台后，削减建设预算，充实民生，砍掉了大批拟建甚至再建的工程。建设业者叫苦不迭，只有靠海外工程维持生存。而随着此番震后复兴规划的实施，建设景气可望被重新激活，从而刺激国内经济。

　　二是内需问题。日本挣扎于通缩之苦久矣！内需不振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问题可望在震后重建中得到缓解。而任何巨大经济体，只有其内需被充分激活，摆脱对出口型经济的恶性依赖后，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地震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是考验，也未尝不是机遇。我们为日本人民祈福。

　　巨震后的中国网络民意嬗变

　　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

　　本刊记者陈磊

　　从幸灾乐祸到携手抗灾

　　对于日本的特大地震，王小吉首先是从微博上知道消息的。王是重庆师范大学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北京人。

　　3月11日下午2：50左右，王小吉在外面晃荡。突然，他发现手机微博上有几个日本朋友说：地震了，是在东北部宫城县地方，东京都在晃，地震很严重。

　　“我在东京的时候也经历过地震，所以我明白，日本人说严重的地震是有多严重……”王小吉说，考虑到这么大的事，媒体肯定要报道，就赶紧回到家，打开电视，凤凰台已经在直播了。

　　让他感到有些压抑的是，随着日本大地震消息的传开，在QQ群里，他看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同胞，“都在那叫好，认为这是报应，就连我们宿舍的一些同学，也这么说，让我很难过。”

　　本刊记者检索发现，至今，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依然有许多人保持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网友“幻鱼未央”发微博说，她的一位亲戚就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之一，“她说日本鬼子她痛恨，小时候被日本人用水淋，淋得肚子都发胀了，还骂我，‘是你没经历过！’你懂什么！我听完后心情很复杂……”

　　来自南京的“甜甜jimmy”，颇具代表性，她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我写了一篇庆祝的微博，但是之后看到朋友的妹妹在日本失去联系，觉得过于麻木就给删了。之后一直在想：对于日本这个民族，对于它曾经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无法忘记和原谅的，从民族感情出发，有人对于此次发生在日本的灾难是心存幸灾乐祸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日本大地震的惨状，绝大部分民众加入为日本加油、祈福的行列。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不少网友呼吁，大灾面前，应该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携手战胜灾难。

　　知名博客写手李承鹏写道：“我必须明确地、毫不犹豫地为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民祈祷，因他们是同类，因汶川大地震时，我亲眼见一队日本搜救队行动失败后，垂首低泣，连连道歉没有完成工作。人类之所以在这么多的灾难下还能幸存，因为我们还有恻隐之心，知道我们都是鸡蛋。无论谁说什么，我都要站在鸡蛋的一边。”

　　发生在广东某媒体编辑部的一个故事也许更有代表性：一位员工本来也是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但是看了同事发的灾难视频后，再没有把嘲弄的笑容挂在脸上了，有点坐立不安地说去查查日本红十字会的地址，看能否给人家捐款。当她百度搜索“日本红十字会”看到结果后，当场失声痛苦（原文如此）——全部都是日本红十字会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历史，都是她在国内媒体上不曾听闻的。

　　漠视日本巨震媒体遭鄙视

　　“我们对日本真的是了解得太少了，极少部分保有幸灾乐祸态度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去过日本的。其实，日本民众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已。”年仅21岁的王小吉说。

　　王的这种见解，和他留学日本一年的经历有关。那是2007年9月至2008年的夏天，尚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流项目，在日本呆了一年，很多时候就住在日本民众的家里。

　　让王小吉感动的是，2008年夏天，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当时他在教室自习，“不到半个小时，负责交流中心的日本老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家人怎么样。”

　　“下课出门时，所有的日本同学，都过来问我：你家有没有事？第二天，几乎每一个便利店，包括我们教室内，都摆放了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四川大震灾援助金’，印象中，好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捐了钱。”

　　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王小吉说，他在日本那个村子所属镇的红十字会，就来替中国灾区募捐了，他和同学一起去帮忙，抱着募捐箱，“那个村子人虽然很少，但不到一个上午就募集了50万日元。”

　　当地村民捐钱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几句安慰话，比如中国加油之类，也是那一次，王小吉抱着募捐箱的照片，上了日本的《朝日新闻》。

　　日本大地震之后，很多2008年日本援助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事迹，也被网民翻了出来。

　　首先就是日本国际救援队，这是汶川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一位网友说，“还记得日本救援队吗？地震发生4天后，他们抵达四川，开始进行救援。日本救援队队员列队对死难者哀悼的图片，曾令国人动容。”

　　后来，这条配有日本救援队低头对死者默哀的照片，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之后的两天内，得到了网民几万次的转发、几千次的评论。

　　还有日本媒体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作为新闻头条，甚至来不及将有关内容完全翻译成日语。而当时一位日本网民揣测，日本普通人不会热心帮助中国救灾，只有亲中的福田政府才会出资救援，结果引来一片骂声，称其想法是日本人的耻辱。

　　富有戏剧性的是，现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情况逆转过来。中国一些报道日本地震篇幅、力度不够大的媒体，被很多人指责——针对合肥某报封面对于日本地震只放一张小图，某杂志记者表示出不屑：“懒得评论。”

　　而云南昆明市某都市报，打通了封面与封底，用更大的视角，来关注日本地震，受到了媒体同行众口一致的称赞。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在微博中写道：“感觉比广州那三家同行的头版都要好！”

　　“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

　　王小吉说，3月11日那天，在看到同学们的幸灾乐祸后，他从自己的博客中找出了当年他在日本期间为汶川地震募捐的照片，贴到了自己的微博上。让人惊讶的是，短短4个多小时，这条微薄被@了几万次，评论7000多条。

　　“突然间粉丝暴涨，突然间被@几万次，我表示很有鸭梨。”王小吉说，平时来看，自己的这条微博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这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頑張れ！（中国加油！）”

　　然而，在巨灾面前，在共通的人性中，一切都变了，一个普通日本老太太的声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而中国网民极少部分的幸灾乐祸也淹没在几乎全民一致的为日本祈福与加油中。

　　王小吉说，3月12日，他给熟悉的日本朋友打了一圈电话，当接通当年留学学校宿舍的电话时，朴实的管理员一直在说，咱们村儿没事儿，云南怎么样了？“被他这么一问，我顿时语塞。”

　　和王小吉有着相同感妥的，还有明星王力宏，他也在微博里写道：太多无辜的人一瞬间需要帮助，对日本来说是前所未有规模的天灾。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能表现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 爱。

　　知名媒体人笑蜀写道：“天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汶川大地震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力量驰援中国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这比地震本身更惊心动魄，或者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引爆了一场心理地震，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改变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组织救援队驰援的呼声会汹涌澎湃。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功利。应该说，主要是基于对生命的信仰，基于人类一体的感同身受，基于爱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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