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桥到MIT
我的父亲赵访熊于1908年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曹桥乡。我爷爷是个地主兼工商业者，据说颇有享乐主义倾向；而我奶奶则是个勤俭持家的好手，热衷于制作腐乳、臭豆腐、糟蛋、酱蛋、腌菜等各种美味。
曹桥虽是乡下，但在20世纪初已经是个开放而发达的地区。据父亲说，他儿时曾见到一些用扁担担着蓄电池到各家送电的，还说起一个骗子自称掌握了从煤里榨取煤油的技术，让地主们投资，骗了一笔钱逃走了。父亲儿时的科技活动就是用赤血盐涂在纸上，晒制蓝色的照片。
据奶奶说，父亲比较像他舅舅，性格内向，不擅长交际，做事总是很专注。父亲也说起过小时候写大字过于专心，口水常常流在纸上。
大概是得益于这种心无旁顾的性格，父亲自幼学习上没让大人操过心。5岁入农村的初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补习了两年珠算和古文，11岁进常州第三高小读书，历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名。1922年高小毕业后，父亲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学校是公费留美预备校，在江苏只招三名学生，竞争十分激烈。父亲在众多考生中名列榜首，如愿在14岁进了清华。
清华园的生活在父亲看来是如鱼得水。学习内容充实而且轻松愉快，课外文体活动也十分丰富。他当年教我缝扣子时就说这个方法是在清华的童子军学的，当时童子军的小队长是高士其。
1928年，父亲从清华学校毕业时获得德智体全优奖状，当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系学习。当时MIT正在进行教改实验，电机系选了五名学生组成“荣誉组”，父亲是成员之一。组员可以不听课只参加考试，还有权任意选修其他系的课程。他就利用“荣誉组”的特权，选修了不少数学课。
毕业论文的导师见父亲数学基础较强，让他做一个关于电磁场强度的论文题目。这个研究需要的数学知识较多，难度属于研究生课题水平，但是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论文。导师对结果喜出望外，让他赶快发表在学报上，因为导师的下一篇论文需要引用他的结果。这篇论文就成为他涉足应用数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25岁的清华教师
1930年，父亲从MIT电机系毕业，进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从此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由于各门功课都得A，甚至还有A+，父亲获得了哈佛大学两年的奖学金。那一年正赶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物价下跌，到处都在打折促销买一送一，而奖学金却不会减少，所以经济上就比较宽裕了。
1931年，父亲获得硕士学位后，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母校的召唤中断了他的学业。清华从1928年起改为大学，由于生源优秀，学生对教师要求也比较高，常有教师因为达不到学生的要求而被赶走。恰好那一年数学系接连有两位教师被赶，开课便成了问题，校方打电报给留美学生监督赵元任，召父亲回校任教，以解燃眉之急。
1933年，父亲回母校，开始在数学系任教，时年25岁。父亲早期的学生中有徐贤修、段学复、田方增、彭桓武、林家翘、钱伟长、王寿庆、王湘浩、唐敖庆等人，这些后来的名家在学生时代也都是心气很高的。学生们对这位毛头小伙子教师的水平也不会轻信，一有机会就要测试一下。一次在课上正在讲解一个定理的证明，有学生突然说：“老师，我有个更简单的证明方法。”父亲请他上台讲解这个证明，自己站在一旁静观，手心不免冒出汗来，直到发现学生在证明的一个步骤中实际上两边用零做了除法，才松了一口气。等学生讲完，父亲说：“你的证明确实很简单，可惜它是错的。”然后指出错在何处。此后就很少出现挑战者了。两年后（1935年）父亲由专任讲师如期升为教授，时年27岁。
也是在那一年，父亲与母亲在火车上相识。看似偶然的邂逅可能还是有原因的——父亲那次去天津是参加MIT同学会，而母亲的一个叔伯哥哥也是该会的成员，估计是他安排赴京上学的母亲搭乘了父亲会后返京的这趟列车。寒假时父亲去天津拜访母亲家，带的是火车过丰台站买的特产温室黄瓜，这在当时是相当金贵之物。姥姥则是炖了一只大雁款待未来的女婿，被父亲一顿饭吃掉了大半只。能吃能干的女婿深得岳母欢心，转年他们就订了婚，并决定次年结婚。
1937年7月2日，父母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校长梅贻琦。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青岛，身后已经响起了“七七”事变的枪声，辗转来到父亲的老家常州。此时得到消息，学校已决定迁往长沙，二人赶到长沙，但不久鬼子逼近长沙，学校又迁往昆明。从此开始了西南联大时代。
我曾看到过《联大八年》对父亲的描述：“黧黑的面孔，像个拳击家。”西南联大时代的日子十分艰难，经常还有空袭警报。1942年，我姐姐出世了。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的日子，父亲靠兼课才能勉强养家糊口，孩子的玩具只能靠自己动手制作，姐姐最喜爱的玩具是父亲用黑白格子碎布亲手缝制的小布狗，眼睛是两个纽扣。
处变不惊的老实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参加土改工作队到江西进贤县搞土地改革，母亲也参加了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数学系搬到了北大，只有父亲留在了清华；1955年，父亲去俄语学院(院址在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一年俄语。1956年妹妹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了苏联，先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进修。
1958年，父亲回国时正赶上大跃进，科研工作也是轰轰烈烈，整天敲锣打鼓报喜。父亲对这种浮躁之风大不以为然，告诫大家：“搞科研还是要到前方打仗，不要在后方捣乱。”
饥饿中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吃饱肚子还没有两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点燃了“文革”的大火，清华园里第一批大字报里就有一篇《赵访熊要把我们引向何处？》批判父亲“鼓吹白专道路”。父亲泰然自若，知道这是“上边安排的”。不久，就有大字报为父亲辩护，父亲说“公道自在人心”。
工作组进校后搞了一场“反蒯运动”就撤走了，清华园进入了红卫兵时代。月初的一天，我回到家发现屋里已经翻天覆地：砸碎的唱片堆成小山，照片被剪得七零八落，所有东西都不在原位了。父亲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来抄家破“四旧”了。听父亲讲述事件过程，语气不像是家里遭了劫难，倒像是在说几个小孩儿淘气。好在家里也没什么讲究到堪称“四旧”的东西，损失主要是唱片和老照片，照片全部被抄走，后来落实政策还回来一部分，也已经为数不多了。其中失去了父亲从小到大的一组照片，甚是可惜。
父亲淡定自若、处变不惊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我和舅舅谈及此事，他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你父亲有本事，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过，我倒是觉得可能与父亲的经历有关，与为结婚置办的全套家当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相比，抄家实在是毛毛雨了。
养猪、烧水、补鞋
其后“斗批改”的“斗”、“批”完毕，就进入“改”的阶段，母亲带着妹妹随大队人马去了江西鲤鱼洲，“一号命令”后父亲去了绵阳分校，一家人妻离子散、天各一方。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去成都青白江的四川化工厂工作，有机会常去看望父亲。从厂区到青白江火车站和从绵阳火车站到清华分校都有很远的路，我总是骑车到青白江站，然后把自行车托运快件，到绵阳下火车后再取出自行车骑到分校。
父子俩谈的不外乎工作与生活，父亲在绵阳分校最早的工作是养猪。父亲谈起养猪的事仍然津津乐道，和我讲猪的习性如何爱干净。他在绵阳的第二份工作是烧锅炉供应全体人员喝开水。第三份工作技术含量要高一些，是管理工具室。管理不仅是收发，日常维护也包括在内。安镐把、装锤头之类的是小事情，比较麻烦的是补车胎和修雨鞋。但补鞋也是父亲引以为傲的技术。他总是充分估计胶鞋曲面和车胎补丁曲面的粘合程度，使得补丁平整服帖、毫无褶皱，自信比青沂镇的专业鞋匠略胜一筹。不时也有民工拿着私人的雨鞋来要求修补，由于父亲的补鞋工艺独特，外面补过的鞋一眼就能分辨，由此可以免于办成“无限公司”。后来“工农兵学员”开始上课，父亲又重新走上讲台。有学生叹曰：“清华果然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连修鞋老头都能讲微积分。”
不久又听到反映，说老赵引发通货膨胀，把自由市场上的鸡蛋买贵了。父亲对此说颇不以为然，他的解释是：我买的1元10个的鸡蛋比他们九毛五买的要大得多，按重量算比他们买得便宜，怎么能说是买贵了？他们要求大鸡蛋和小鸡蛋同样价格才不合理。
那几年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青云直上的时候，工宣队又想出个“幺蛾子”，把全校的教授紧急召集起来，拿张铁生那份考卷来个突然袭击的考试。教授中自然也有“懂事”的，知道工宣队想看什么，于是也交上一张白卷，还附上打油诗一首，大意是过去拿考试难为学生，如今知道不对了，于是当上了思想改造的好典型。父亲却没那么识时务，拿了卷子只管老老实实做过去，数学满分，物理高分，化学嘛对不起，我上中学时还没有教有机化学，只好算了。在工宣队看来，这老者实在是不解风情。
“四人帮”终于倒台，百废待兴，父亲又忙起来了。除了校内的工作外，他对自学考试制度倾注了很多心血，为所有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开辟一条接受高等教育之路。后世受惠于这一制度的人当不在少数。（选自《家在清华》，史际平等编著）
来源：《文汇报》200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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