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传承“家学”就是传承“国学”

　　翟春阳

　　提到“浙东学派”、“金华学派”，今日之浙江、今日之金华，恐怕多数人已不知所云。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浙东学派”、“金华学派”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而其中的代表人物或者说开创性人物，就是范浚。陆游有《宋香溪先生范公传》，对其推崇备至：“东南知有圣贤心学，实自先生始。”

　　范浚被人重新记起，不能不说是叨了他的第28代孙范国梁的光，范国梁以“菜贩走进北大”而成为当下新闻人物。而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年已52岁的范国梁之所以要到北大旁听，则是为了读懂自己祖先的著作，并心怀壮志，要将“家学”发扬光大。（见昨日本报A8—A9版）

　　以“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来形容范国梁，也许恰如其分，但其对知识的执着、对“家学”的珍视以及对于“国学”的使命感，则让人动容。我们甚至可能突发灵感———“家学”，可否成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一个新的路径或动力？

　　有成语说“家学渊源”，自古以来，“家学”就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脉络之一。在范国梁身上，我们固然看到了他对“家学”的珍视，但也同时看到了“家学”这一脉络的断裂，而其背后，则是时代造成的文化断层———范国梁7岁到17岁的10年间，遭遇的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10年”，所以他才只上了三年学，所以直到50岁他才发现自己竟是名门之后，而且根本读不懂先祖的著作。

　　一旦认识到了“家学”对于继承传统文化的特别意义，那么对于民间修家谱、建祠堂之风，就不妨换一种眼光。人们这种对于祖先的崇敬、对于身世源头的郑重，既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间接起到了保存与传承文化遗产的作用；这种对于先贤、对于传统的敬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宗教情怀，有益于世风的淳朴，人心的向善。

　　由“家学”推而广之，可以推想到乡邦文化。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各异，千百年来形成了各不相同、各有其特质的乡邦文化。那么我们的学校教育，在“统编教材”之外，不妨有“市编教材”、“县编教材”，比如说清代大诗人吴梅村的《鸳湖曲》应该走进嘉兴市的中学语文课本，杭州的学生理应会背诵很多吟咏西湖的诗句或读过郁达夫《西溪的晴雨》，绍兴人要知道王思任、徐渭，要知道王思任的名言：“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甚至不妨有“校编教材”，像“杭高”、“白马湖中学”这些历史悠久、曾经群贤毕至的学校，它们的历史以及相关人物的著作，对于其学生来讲不仅是一个文化宝藏，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人文气质。

　　可以说，对于“家学”及“乡邦文化”的传承，也正是对于“国学”的传承，并因其“贴近性”而更有效率。这或是“菜贩老范”所给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