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出了个李鼎铭,山东出了个刘佛缘!”在山东省沂水县城南刘家店子,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然能说出这段顺口溜,纪念曾经走出过的一位著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刘佛缘。
刘佛缘,1886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城南刘家店子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祖父刘策先曾任清朝湖北省巡抚,家有良田数十顷,庄园多处,是沂水县有名的大户。虽然兄弟11人中他最小,但也拥有一份相当可观的财富,包括大量的田园、宅第。
刘佛缘从儿时就十分憎恶封建宗法意识,20岁时他赴济南求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爱国热情与日俱增。21岁时冲破家庭的阻拦,毅然东渡日本,先补习日语,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
加入“同盟会” 在日本求学期间,他认识了正在日本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教诲,并于1908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先生赏识他的才华和革命意志,赠给他一支日本手枪,他极为珍爱,经常带在身边。
当时,他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除法律外,他还读了《国富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对他的思想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每年暑假,刘佛缘都会以归省老母为名,回国进行革命宣传。在家乡,他常到沂水县城的学校里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沂水城里瑞麟小学的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革命力量,这和他当时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他能言善辩,言辞富于煽动力,宣传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活动场所不拘学堂集市,后来被官府察觉,正要下令缉拿,幸好有人事先透露,才逃过一难。
辛亥革命后,刘佛缘从日本回到济南,就任山东省法政专科学堂(山东大学前身之一)教师、山东省议会议员,并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他经常利用省议会议员的合法地位,对封建军阀卖国求荣、认贼作父、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热衷内战的行径痛加抨击,在法庭上,他千方百计为进步人士义务辩护,因而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
从迷茫到抗争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这次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代清王朝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倒了一个清廷皇帝,又冒出许多土皇帝,他们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争权夺利,祸国殃民,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目睹这种形势,爱国人士无不为之忧伤,刘佛缘对此也极为愤慨。他十分惋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更羡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常说“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合理、最文明的社会,将来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重要关头,相继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国民党分化为左右两派,作为老同盟会员,刘佛缘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忠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他曾潜赴武汉与邓演达联系,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直到邓惨遭暗杀。这时蒋介石正疯狂屠杀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山东军阀张宗昌、孙良诚、韩复榘也疯狂围剿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刘佛缘被迫离开济南,隐匿故里,观察形势,待机而动。
毁家纾难、救国救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刘佛缘眼见日寇大举入侵国土,沦陷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使他再也不能埋头书斋,潜心学问。在八路军尚未开进沂蒙山区之前,他就变卖部分家产组建了抗日游击队一个营,在沂河两岸拆桥破路,灭匪除奸,阻敌南下。
他这种毁家纾难、救国救民的抗日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也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敌视咒骂。他的家族中也有人对他的义举很不理解,责骂他是“疯子”、“败家子”,挖苦道:“什么早稻田毕业的,是糟蹋钱毕业的”,笑话他好好的日子不过,一心想当土八路,但他不为所动,依然横枪跃马,驰骋疆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当时,沂蒙山区局势十分混乱,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各据一方,扩充实力,刘佛缘的抗日武装兵精粮足富有实力,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战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多次派员到刘家店子游说,以高官厚禄引诱刘佛缘归属。国民党第57军军长缪澄流也派副官常驻刘家庄园“双松堂”。他们软硬兼施,耍尽花招,均遭到刘佛缘的严辞拒绝。为此,国民党顽固派暗中指使当地土匪对其搞突然袭击。在一个深夜里,趁其不备,匪徒200多人包围了他的庄园,抢走了数百支枪,并抢走了他珍藏多年的孙中山先生赠予他的手枪。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南沂蒙。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淫威,刘佛缘进一步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坚定了他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再一次变卖了自己的田宅,购置枪支弹药和军粮被服,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一时搞得名声大震,土顽们闻风丧胆。他把自己的亲友和家人们组织起来送上前线,扩充了抗日武装。这支队伍在南沂蒙号称独立营,刘佛缘自任营长。不久他在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的支持下,与山东各县的民间抗日武装一起,共同组建了抗敌自卫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6团,抗战胜利后,又在党的领导下开赴东北。
1940年,日寇侵占了他的家乡,此时老人家已经年过半百,山东党组织安排他为山东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兼沂临边联县参议会参议长。当时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及省战工会、鲁中区党委、鲁中军区等都在沂蒙山区活动,经常有党政军首长前来拜望他,对他毁家纾难、一心抗日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的事迹一时被传为佳话,《大众日报》、《鲁中日报》对此都做过专题报道。
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沂南县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统一战线、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各领域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但终因他长期征战、积劳成疾,于1959年10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3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的事迹将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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