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照“直考”案挑战考培合一模式

　　本报记者张维

　　申请机动车驾照“直考”被拒的云南昆明铁路工人姚勇东，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不作为”为由，将昆明车管所告上了法庭。这一挑战驾照申领既有模式的全国首例诉求机动车驾照“直考”案，近日在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开庭审理。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驾校培训是否为参加驾照考试的必要条件。在驾照捆绑驾校的考培合一模式尚占主导的大环境下，姚勇东的挑战能否成功，无疑会影响，至少潜在地影响到许多人申领驾照的未来路径。

　　咨询还是申请

　　今年1月17日，姚勇东携身份证及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来到昆明车管所，申请考驾照。他问办证大厅的有关工作人员：“我想直接考试，不经过驾校培训，可以吗？”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出具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的培训记录，否则不予受理。

　　庭审中，对于这一幕的定性，车管所自有说法：姚勇东当天没有提交申请表格，其行为只能算是咨询，而不是申请，因此姚勇东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的诉讼，根本不成立。

　　“从形式上看，姚勇东的确没有完成申请程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都对此作了确认。因为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除提交身份证和体检证明之外，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也是形式要件之一。

　　但是，“姚勇东是带了身份证和体检证前去的，若是咨询，打电话也可，即使现场咨询，也不必带着法定申请条件中所规定的这两样东西去，从当事人意图表现来看，应当认定为申请行为。”杨伟东说。

　　即使不能如此认定，“姚勇东的未完成申请程序也并不影响其提起对昆明车管所行政不作为的诉讼”，余凌云说。他认为，姚勇东在咨询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对方的拒绝答复，因此他可以就车管所不作为提起诉讼。

　　私设许可还是有权立法

　　《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是车管所引证的法律依据。其第十七条规定：“申请小型汽车(C1)的，人均实际道路训练里程不得少于1800公里……对实际道路驾驶训练里程达不到前款规定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考试。”车管所表示，初次申请驾照必须经过驾校培训。

　　姚勇东则认为，昆明车管所引证的只是云南省地方性法规，而公安部对公民申领驾驶证只规定了身体和年龄两个条件，并未要求必须经过驾校培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不同意姚勇东的说法。何兵说：“《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并未逾越立法权限。而公安部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虽然作了年龄和条件的规定，但它只是部门规章，在效力位阶上并不高于地方性法规。再说驾驶车辆毕竟属于高危性活动，关乎驾驶员本人及公众的安全，它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和专门机构的训练。”

　　余凌云和杨伟东则认为，《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有私设许可之嫌。根据行政许可法，在已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授权给公安部规定驾照申领条件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只能对此条件进行解释和细化，而无权附加任何条件。“驾校培训属于可有可无的，绝非申请参加考试的必要条件，更无必要用法律规范将其法定化。”杨伟东说。

　　余凌云说：“是否给申请人发放驾照，取决于他是否拥有驾驶技能，而不应用驾校的培训里程等来确定。换句话说，很多人到了这个里程，也没有掌握好驾驶技能，有些人拿不出驾校的培训里程证明，但却已能熟练驾驶。规定是狭隘的，明显不合理。”

　　记者发现，在已经实行“直考”的湖南，直考群体中大多数都是原来有过驾驶经历的驾照注销人员和退伍军人群体。从去年1月15日注册第一名直考报名学员到今年1月底，湘潭市共受理直考报名学员979名，合格率还略高于同期经过驾校培训的学员。

　　推进行政机关合理行政

　　杨伟东和何兵都表示，产生“直考”纠纷，归根结底，与当前驾校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有关。杨伟东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早已对驾校社会化作了规定，但目前主管部门与驾校还是有着一定的利益关联。”杨伟东主张，只有理顺主管部门与驾校之间的关系，取消驾校培训作为考试前提条件的规定才有可能。

　　何兵也认为，驾校的设立要放开，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条件，就应当允许其开设，必须改变目前驾校的垄断现状。

　　不过杨伟东同时表示，毕竟驾照考试不同于其他资格考试，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场所和器械等完成，自我完成的难度是很大的，通过驾校培训可能还是公民的最好选择。

　　余凌云则显得相对谨慎。他认为，在没有明确证据指向驾校和主管部门有利益牵连的情况下，只能要求行政机关合理行政，制定规章制度要符合常理，“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本报北京4月11日讯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