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论”威胁法律尊严

　　留日学生汪某机场刺母一度让他的亲属们非常愤怒，但令人意外的是，亲属们很快又推翻了之前的一些说法，改口称其是“勤勉、懂事，还知道要给家里分担压力”的好孩子(4月13日《广州日报》)。

　　从“留学五年从不打工”、“巨额花费”到“勤勉、懂事”、“体贴妈妈”，话锋突转，转圜之疾，让人无所适从。但无可置喙的是，舆论的外在张力扮演了催化剂。

　　这一幕很容易勾起药家鑫案件中的“好人论”。情感牌无疑成了施害一方的救命稻草，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拼命粉饰药家鑫，将其打扮成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占领情感的制高点，来矮化道德和法律的尊严。

　　在这两个案件中，“好人论”都沦为与民意博弈的“尚方宝剑”，而这个博弈过程，是对法律的背弃，只关乎众口铄金的舆论和情感的群体泛化，借以实现“法外开恩”的现实可能。民意是具象的，法律是抽象的，但现实执行中，法律和民意有着盘根错节的交融，法不责众的同时，法律还需顾及民意走向，而民意走向偏情绪化，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这就让“好人论”攻破法律成为可能。

　　药家鑫及汪某一家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于是，在舆论放大了刺母一案后，汪某亲属立马搬出“好人论”，一来进行民意分流，博取更多的怜悯，扩充免罪开脱阵营；二来为“家教异化”进行免责声明，汪某体恤父母，是好孩子，汪家父母的家教并非阙如，舆论只是先入为主地预设批判。

　　这种心态是值得警惕的。法律不以惩治为目标，但“好人论”是以情感来求得法律的最大宽赦，有明确的功利指向，但这却是漠视“法律行为纠偏”的根本目的，以感性替代理性，以个体替代整体，以优点掩盖缺点，制造“完美者一不小心地失足”的假象。

　　“好人论”接连上演，凸显的是我国法律尊严在民众中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法律易受制于民意情感，舆论与法理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我国法律的尊严易被矮化，法律威严亟待重塑这或许是我们应从“好人论”中反思的。

　　湖北熊志大学生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