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抗联这段历史的？
张正隆：抗联抗日的14年，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并没有留下醒目的笔墨，而那些从历史中走来的老人，也将一个个消逝在历史中，这段记载民族魂魄的回忆就要被带走了。我要把他们写下来，这本书献给先人，也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以前经历过什么，今后应该怎么做。
环球人物杂志：在口述历史的采访中，难免存在错误和记忆的失误，您如何鉴别？
张正隆：一开头判断不出来，有时被蒙蔽了，采访一阵子后就慢慢判断出来了。有人当了一辈子官，架子下不来，但你慢慢谈，他的架子就下来了。有的人是记错了，同一件事别人再讲，几个人都说不太准，如果是这样，多么好的素材都要忍痛割爱。细节要真实。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写到许多新鲜的观点，其中一个是东北地区的“胡子（土匪）”里，有不少是日本人？
张正隆：对。他们在日本国内活不下去，跑到中国落草为寇。有一支马贼之歌这样唱道：“日本多狭小，满洲国土多辽阔。”这些日本“胡子”学中国“胡子”的“行话”，他们有些还关系不错。
环球人物杂志：当时抗联的组成情况是什么样？
张正隆：抗联这支军队很复杂。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的有产阶级、平日里烧杀劫掠的“胡子”，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人马。抗联队伍里，有中共党员、破产农民、当地地主、溃散的东北军，甚至还有“胡子”。当时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就是草莽出身。他说过这样的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
环球人物杂志：抗联经历了几个阶段？
张正隆：“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赵尚志到北满，从民间发展武装队伍，一开始都叫红军；1932—1933年间，各地的游击队产生，之后陆续有了抗联1军、抗联3军……到1938年达到高潮，人数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人。1938年后是低潮，被逼到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上世纪40年代前后陆陆续续跨界到苏联去，因为在东北已无处容身，这支部队实际上已经被打散了。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的抗联军队中，来自朝鲜的士兵多吗？
张正隆：抗联军队中有许多朝鲜人。毛泽东曾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1933年11月24日，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环球人物杂志：抗联最后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正隆：抗联最终的结局固然跟实力悬殊有关，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窝里斗”的劣根性。许多抗联的战士不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而是死于伪满的出卖。《雪冷血热》下卷即从“他们的名字叫汉奸”起笔，展现了伪满政权从上到下的卖国统治：“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日本人给伪满人员发“特别机密费”，每年达百万元以上，由总务厅长统一掌管，每月分发；溥仪这个“皇帝”的每年帝室费用即达80万元，而当时的1元钱能买5斤左右猪肉。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评价赵尚志、杨靖宇这些抗联里的英雄人物？
张正隆：赵尚志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几乎注定就是悲剧的人物。他很有本事，能言善辩，性子却太直，脾气暴躁，一辈子跌跌撞撞，命途多舛。杨靖宇自有一股气在那里，他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其他包括李兆麟、赵一曼，他们都是大英雄。英雄也可以是小人物，事实上更多的是小人物。像杨靖宇那样牺牲时肚子里只有棉絮和树根的抗联战士比比皆是。3万人只是一个瞬间，投身于这场战争的人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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