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菜贱伤农事件续：农村合作组织沦为空架子

　　本报记者 刘建锋

　　“山东卷心菜价格低至8分钱一斤……”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司家庄村菜农韩进之死与菜价暴跌有关。

　　2011年4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赶到司家庄村调查之后发现，事件背后原因众说纷纭。种菜亏本也许是压垮韩进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菜价暴跌、菜农易受伤害则是普遍现象：不仅在于流通环节争夺利润，更在于农民面对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专业组织和机制保障。

　　菜农自杀主因另有说法

　　韩进夫妇与司家庄村绝大多数农户一样，专以种植蔬菜为业。从成家至今，韩进种植蔬菜已经15年了。

　　“韩进种菜是好手，人也很勤奋，种菜收成历年来一点都不比我们村其他人差。”多位村民和韩进的父母、妻子、亲戚都这样说，韩进的邻居们在这15年间，依靠种植蔬菜陆续盖了新房。

　　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2011年4月21日到韩进父母旧宅拍照片，发现这套修建于1970年代的一进三间旧平房不仅多处漏雨，而且有些地方墙体破裂几近倾颓，依靠几块木板勉强支撑，三年前韩进和妻子离开这里，搬到同村百余米外的三叔家寄居。

　　“这都15年了，当时和他一样成家的，都在好几年前就盖起了新房子，日子还都过得去，韩进怎么就没能攒钱盖起房子呢，这个我一直都没明白。”4月20日下午，韩进的母亲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两个孙女一出生就是我们老人照顾，他们夫妻又没有别的负担。”

　　“村里人都说韩进家很奇怪，怎么别人家卖完菜都有收入，他们家刚卖完菜就喊没钱了。”村支书韩作银在4月20日下午说，“他还给大舅子担保找人贷了8万块钱，大舅子车祸一死，韩进觉得这钱要不回来了。”

　　23日下午，韩进的父亲韩奉泉当着韩进的母亲、姐姐、妹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儿子的死，菜价暴跌顶多是直接原因，菜农收入是不高，但这么多年咋没见别人因为菜贱就自杀的？”

　　4月21日下午，一位自称唐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赵姓干部在司家庄村委会说：“韩进自杀跟菜价低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家庭原因。”

　　这一说法受到韩进妻子的反驳。韩立霞几次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纠正了以往媒体的报道：“不是8分钱一斤，那天卖给商贩的是一毛五一斤，他是听说第二天可能只有几分钱一斤。”

　　“去年他的卷心菜苗子养的很好，为了养羊，把卷心菜苗子都给别人种了，去年卷心菜卖出去一块二一斤，别人卖卷心菜赚了好几万，他的羊发瘟病死了好些，不光没赚钱，还赔了一两万。今年跟着大伙种卷心菜吧，一看又要亏一万，本来家庭一直就不顺，”韩奉泉说，“死之前，他还养了葱苗子准备接茬种大葱的，今年卷心菜太贱，是最后一次打击。”

　　村主任韩会利和村支书韩作银认可甘蓝（即卷心菜）菜价暴跌是压垮韩进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年甘蓝菜价确实太低，前几年的批发价，每斤从五六毛一直涨到去年的一块到一块二，今年村里种植面积比去年要大些，可菜价最高只卖到了三毛一斤，低到一毛二，今年天气偏冷，菜生长期比往年又长一点，很多甘蓝出了花，出花的甘蓝，卖几分钱一斤都很难。”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否认赵姓干部的说法。他认为，虽然韩进自杀主因是家庭矛盾，但菜价太贱不可否认是直接诱因。“菜贱伤农，这件事说明农民个体面对市场的时候，承受风险的能力很低，这也是基层政府努力想解决但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

　　菜贱伤农事件多样发生

　　4月22日，山东省农业厅农技站刘国琴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菜贱伤农事件几乎年年发生，即便在蔬菜价格整体上涨的去年，一些地区西红柿的批发价只卖到几分钱一斤，白菜也是。今年，不仅山东卷心菜和河南的芹菜，上海、湖北、浙江等多地出现了多个品种蔬菜价格的暴跌、滞销。

　　刘国琴认为，一是农民了解市场的能力不强，农民获得的服务也不够，种植存在盲目性，以至于出现市场大幅波动；二是农民面对市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4月21日下午，在唐王镇司家庄村，60岁农民韩会学当着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面，将一亩多菠菜用铁锨铲倒，任其倒伏在地里烂掉。

　　他说，去年菠菜批发价能卖到五毛钱一斤，今年最惨的时候，500斤菠菜总共才卖了4元钱，一手一分钱都卖不到，喊人来拉不要钱别人都不来，只有铲倒，这1．5亩的菠菜，投入成本便损失接近3000元。

　　“大葱也是这样，任它们在地里都长出了花，卖不出价，这实在没有办法。”韩会学说。

　　刘国琴分析，菠菜价格暴跌有两个原因，一是菠菜大量上市时节到来，二是日本核辐射事件后，突然严重滞销，人们听说有极微量的碘—131（碘－131是元素碘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为人工放射性核素（核裂变产物），符号为I－131，半衰期为8．3天，正常情况下自然界是不会存在）残留其中。

　　韩会学证实，就在听说日本核辐射残留在蔬菜中这个消息的第二天，菜贩子把一车的菠菜拉回来，说没人要，他不得不给人家退钱。

　　39岁的农民韩作禹告诉记者，自杀的农民韩进由于去年养羊，今年重新种植蔬菜，搭建弓形棚等都得购买新材料，一亩地投入3000元左右，6亩地的成本要高达一万五左右，如果菜价卖不到0．30元／斤，那就要亏不少。

　　韩作禹算了一笔账：由于采用很多旧材料，5亩卷心菜的基本投入6500元，其中塑料布400斤，每斤6．8元，尿素四袋共400元，6袋碳铵每袋36元，鸡粪2000元，每方130—160元，复合肥四袋每袋180元，竹条20捆每捆46—65元，雇工500元。合计成本每亩1300元。平均亩产6000斤，其中有两亩长出了花，基本卖不出去，能卖钱的只有不到25000斤，直到23日，总共卖出6800斤，只有一次卖2400斤卖到了0．28元的价。

　　韩作禹在23日卖出了2600斤卷心菜，仅获345元，合每斤0．13元。

　　个体农民直面市场永远是输家

　　4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唐王镇司家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当日卷心菜的批发价是每斤二毛五，但23日，价格跌落到一毛二左右。

　　韩作禹讲述了一次卖菜的经历。那天下雨，他早起收了一车卷心菜到市场，一个商人出价0．28元一斤，但这个价格他只卖了2400斤，很快，其他村民的菜到市场后，每斤价格就降到0．25元附近，最后降到0．20元。

　　既然商人能接受0．28元的价，为何农民不能坚持这个价格呢？韩作禹说，没办法，大家来卖的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再也讲不起稍稍公道一点的价格来。

　　他和多位村民都认为这是市场规律，没什么好讲的。

　　司家庄村支书韩作银也认为是市场规律。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说，个体农民面对市场的时候，确实容易形成买方市场，农民不可能联合起来，光是农民之间的相互竞争就能把菜价拉下来。

　　菜商李仁敏每年从司家庄村运卷心菜到临邑，他介绍了当地的销售链条：0．15元买到后运送到临邑，以0．25元一斤出售给零售商，市场零售价0．40元，超市零售价是0．50元（超市包装和人工费用较高）。他运送1万斤卷心菜，刨去油钱200元、空车高速费70多元、进卖场的管理费100元和自然损耗300斤，能赚的也只有两三百元。

　　李仁敏说，去年菜价高时，能多赚一倍左右。而今年油价上涨、一切生产资料都上涨，只有菜价下跌，对菜农和菜商都不利。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沦为空架子

　　山东省农业厅农技站的刘国琴说，国外对种植蔬菜有补贴，我国缺乏对于菜农的一些基本保护，而且面对蔬菜价格的恢复性上涨，急于对菜价进行调控，而同时对农资价格过快上涨的调控却无效，这表明农民的弱势地位急需改变。

　　农民韩作禹表示，塑料布、尿素、碳铵、复合肥、鸡粪、竹条，乃至人工，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光是蔬菜价格不让上涨，不合理。

　　山东省农业厅经管站站长刘德先认为，菜农将菠菜铲除，这件事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农民的权益应该有实体的合作组织来维护。他说，日本的相关组织，就能在核污染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时候，出面维护农民利益，而中国在这一块很欠缺。虽然山东有4万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基本是空壳状态，只有一个牌子，没有实际运行；一部分运行好的，一种是有实际投入的合作组织，另一种是企业入股带动的农业合作组织。

　　“这次卷心菜的滞销，表明农民种植前不了解市场信息，销售时又完全没有定价能力，不能参与更多的利益分配。”

　　“如果合作组织能实体运行，并进一步联合，就有可能为农民提供从种前到销售的全面服务，一般能避免今年出现的多个地区蔬菜滞销现象。可惜的是，目前除了山东潍坊能注册专业合作联合社，其他地方还可能不行，这有政策法规，”刘德先说。

　　司家村支书韩作银在4月20日下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称：“村里有专业合作社，名字叫顺和，我是社长，其他管理者就是村委会成员，每家每户都是社员，我每天接到外面打来的80多个电话，问蔬菜情况，我们合作社就是联系外面的商贩，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社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司家村所有接触过记者的村民表示对合作社不了解，基本不知道合作社的情况。

　　司家村主任韩会利在23日下午承认：“我们村虽是唐王镇的无公害甘蓝基地，几年前也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运行。村委会曾提出要搞结构调整，还没搞好。虽说每家每户都是社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参与性，社长是村支书，其他管理成员不知道，合作社也没有任何投入，社员也都没有投资，当时就是注册了一下。”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在23日下午认为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今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甘蓝滞销，有些地方的菜价比我们这边还低很多，有天气的因素，更有市场信息不畅、农业专业合作社没能起作用的原因，农民仍然是单个面对市场。”

　　李延德说，“司家庄注册了合作社，但这个合作社确实是个空架子，没有运作起来。”

　　据本报记者了解，唐王镇共注册了47个专业合作社，运行得好的是由能人带动的、有投资和由企业牵头的合作社，但不多。大多数都像司家这样，以村为单位注册，但是实际没有运行，农民仍然是个体散户经营。李延德认为，这一点很不利于农村发展，下一步需要加强引导。

　　刘德先呼吁国家应多关注涉及农民发展和权益根本的专业合作组织。

　　安徽省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让农民在经济上能组织起来，改变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便须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上放手，引导农民更多地自主组织注册专业合作社，避免这类行政干预下的空壳化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