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被民调”成普遍感受 变成操弄民意工具

　　本报特约评论员

　　继爆出广州出租车起步价将调至10元后，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再次爆料称出租车调价的民调结果已经出来了：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接受委托，今年3月开展出租车专项调研，调查发现，对于将的士起步价调整为10元的建议，市民认为“不太合理”和“不合理”的比例居多，为57.9%。

　　韩委员是市民熟知的公众人物，其爆料又有理有据，想必不会有假。只是，民调结果既然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不由政府部门公开，而由韩委员在微博这个非正式场合“透露”？这很奇怪，根据韩委员透露的数据，市民认为调价“合理”的比例很有可能为42.1%（100%—57.9%），老实说，这个结果不算太坏，一项调价决策能够获得将近半数公众的拥护，其实并不多见。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把这一“喜讯”公之于众，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其他的考量？

　　当然，韩委员微博透露的信息毕竟有限，民调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值得怀疑。“57.9%”只是一个结论性的数据，至于这个数据如何换算来的，3月份的“专项调研”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展开的，当时都有多少市民参与其中，参与者又由哪些人群构成等关键信息，还不得而知。民调数据是公共政策获得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但民调数据要具备说服力，还需要以上关键信息的支撑，否则，民调数据就有可能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事实上，42.1%这个将近半数的拥护率，与此前颇为激烈的舆情态势相对照，着实有些偏差。更何况，民调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一开始就应该获得高调的宣传，但实际情况却是，如果不是韩委员微博的透露，别说民调结果，就连民调这回事，恐怕很多市民都毫不知情。民调民调，“民”竟然不知道，这一次，公众“被民调”的可能性极大。

　　值得一提的是，言及“被民调”，这还不是孤例，最常被人们言说的还有两例，一是今年3月份的公租房需求调查，当时收到的调查问卷只有两万份，以至于有人得出广州公租房“粥多僧少”这个明显偏离事实的结论；另一例是近日引发群情激昂的番禺祈福新邨物管费涨价事件，其焦点在于物管征询意见时把未有反馈意见的33907户业主视为“同意涨价”，以至于被舆论称之为“强盗逻辑”。

　　接二连三的“民调”疑云，让“被民调”已成为一项普遍感受，好像民调反映民意是假，通过民调操弄民意才是真。可以说，低调宣传、敷衍了事、设置问题陷阱、玩弄数据游戏已成为那些“被民调”案例的惯用伎俩，并有渗透到城市公共生活方方面面的迹象。“民调”有此境遇，让人对“民调”本身的正面价值产生不该有的抗拒，进而对任何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产生先入为主的疑虑。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公共决策引入民调是敬畏民意的表现，需要给予肯定，但民调还不止于对民意的征集，民调结果能不能如实、完整地反映民意，才是民调是否有价值的关键。一个征集民意的姿态往往很好摆出，但如何征集、选取什么样本征集自有其严格的程序要义，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决策者如果只对征集民意负责，而不对反映民意负责，那么民调的过程也就太容易被操弄了，民调的结果也就毫无价值可言，甚至会与事实南辕北辙。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常设的专项调查组，对各项公共政策中的民调结果进行核查，如有发现弄虚作假、操作民意的情况，必须严惩不贷，以为“民调”本身的正面价值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