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主旋律歌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符合人们的审美爱好，形式处理上需要新颖多样，感情更是必须真实流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 实习记者陈丹青发自北京 初闻“红旗歌手”，刘媛媛一愣，“我不是有名字吗？为什么要这么叫我？”后来别人解释说，“因为你唱的《五星红旗》特别好听。”刘媛媛方才释然。
《五星红旗》是苗族歌唱家刘媛媛的成名之作。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这首歌曲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一年，刘媛媛只有20岁出头；十年后，刘媛媛与功夫巨星成龙携歌曲《国家》亮相国庆60周年大型焰火晚会，这首歌也随即被口口相传。今年4月8日，刘媛媛再和成龙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歌曲《民生》。据媒体报道，《民生》被许多年轻人认为是最好听的一首主旋律歌曲。
如今，人们对“红旗歌手”刘媛媛的定位有句更准确的描述：“中国新时代主旋律歌唱家的代表”。
“红歌要符合群众的审美爱好”
十多年前，刘媛媛的成功曾让海内外许多唱片公司大为惊讶：一位主旋律歌手何以比“用金钱包装”的流行明星更受欢迎？后来，刘媛媛自己道出缘由：初出茅庐的她放弃了以往主旋律歌曲的单一唱法，而是融合了美声、通俗、民族唱法于一体，加上对歌曲内涵的用心诠释，令听众耳目一新，也为声乐界注入了一道新风。
外界把她的唱法概括为“美通唱法”（美声、通俗相结合）。这种演绎方式，亦是新歌《国家》和《民生》的共通之处。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想到用这种唱法来表达“红歌”的？
刘媛媛：我最早是学美声的，当时刚上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我被老师定腔为“女中音”，可是培养了没多久老师们又觉得我应该是“标准的次女高音”，于是改了新的练歌方式。但是到大三，我又被音乐教研室主任正式通知，以后改练“女高音”。四年学习中三改唱腔，从戏曲到歌剧，从通俗到民族，我学习演唱了多种不同类别的歌曲，拥有了多种唱腔的功底。
我平时是很喜欢通俗歌曲的，回到宿舍就听各种流行歌。我和父母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她唱歌像说话一样，像溪水一样轻轻流到你的心里，在声音、情感的处理上特别细腻，我有意无意就在吸取她的一些很好方式。后来，我还常听席琳·迪翁的歌，还有一些老歌，比如《烛光里的妈妈》。
后来唱《五星红旗》的时候，专家就说，这个刘媛媛是“三合一”的声音。
Q：那你也可以跳出“主旋律歌手”，唱一些流行歌曲？
A：我一度也觉得唱红歌很有局限性：我是不是只能唱这些歌？后来有老师就跟我说：关键是得有特色，能把这些红歌唱到大家心里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主流歌曲的唱法。老师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其实《五星红旗》到《国家》之间经历了好几年，好像中间是一个空白，我也唱过不少歌，例如《鲜花陪伴你》等一些偏通俗的歌曲。但相比而言，《国家》这首歌是《五星红旗》之后，我最深入人心的代表作了。
Q：你现在如何去驾驭一首主旋律歌曲？
A：主旋律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旋律歌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符合群众的审美爱好，形式处理上需要新颖多样，感情更是必须真实流露，包括音色也要平易近人。唱《国家》时，我是如此；唱《民生》时，我在唱法上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因为《民生》更需要用贴近大众的声音去演唱，我也力求能做到这点。用最自然的声区，用最自然的声音唱出来。
“主旋律也要与时俱进”
据刘媛媛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她对歌曲的再创作几近“疯魔”程度。2009年，为了表现出歌曲《国家》中大气磅礴的气势和朴素自然的贴近性，刘媛媛经常拉身边亲朋好友和工作人员一遍遍试听，甚至让电话里的歌迷给自己提意见。
Q：除了怎么唱，是不是红歌本身的创作也很难？
A：为什么现在老一辈人喜欢听那时候的歌呢？因为可以唤起他们的真实回忆。现在很多歌曲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有些歌曲太普通了，创作出来后让人们听了也没有感觉。像《我的祖国》词曲多好啊，旋律也好。那个词就是在讲一个故事，你听郭兰英唱就像在看一幅画。
精品出来很难的。创作者也很茫然，他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对一些事情自己没有感觉，应急之作就差强人意。
Q：作为新一代的主旋律歌手，你和李双江老师等老一辈歌唱家有什么不同吗？
A：老一辈创作者留下了很多宝贵东西，经典老歌的旋律现在依然很好听，挺有真情实感。当然，新一代和老一代的红旗歌手，不同时代下就很不一样，但是哪种风格都不能少。
我跟上一代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老一辈的东西不变地拿来，因为听众变了，音乐也要跟着发展。为什么《国家》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常规的东西，融入了很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比如，演奏者郎朗是国际著名钢琴演奏家，流行音乐人王力宏是我们的制作人，作曲者是香港人金培达——好莱坞亚洲银熊奖唯一获得者。歌词写得也很时尚，不是大而空，而是像“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还有，刚开始，大家会好奇“龙媛组合”（成龙和刘媛媛）会出现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大家觉得配合很默契。成龙大哥并非学音乐出身，但他在歌曲情感的处理上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具有很好的音乐感悟力和饱满感情。这种搭档也算是一种创新。
Q：也就是需要加入流行音乐元素？
A：不，是要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音乐方面也要跟着发展。我们的国家更加国际化，如果总唱艰苦奋斗，也不对劲。可能一部分人会喜欢，但趋势上必须要努力出新。
“红歌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也意味着对新生事物的包容和思考。生活中的刘媛媛如在学校时那般收听各类歌曲。她经常上网点歌，对王力宏赞不绝口，也能把“超女”曾轶可的《狮子座》听得有滋有味儿。
“第一次听有点诧异，啊，这样唱啊。再细听几遍，觉得也还可以。”刘媛媛说，“艺术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你可以去搞小资情调，或者很另类地表达，但不管你做什么音乐，爱国家、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是必须的。”
Q：主旋律歌曲能不能承担“拯救信仰、重建道德”这样的重任？
A：这是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在唱《国家》的时候，他就会说：“有国才有家啊，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富的家，每个人才能幸福的生活，没错啊。”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很重要。包括很多学校歌咏比赛也在唱《国家》，这个对小朋友也会有影响。唱歌是一方面，有时候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是唱歌让大家懂得更多。有时候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国家也很不错的，没有战争，民富国强。如果天灾人祸，战火频繁，哪还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啊。其实真的是这样。
以我个人经历而言，玉树地震时，一万名小朋友在唱《国家》，有时候去KTV，偶尔能听到包间里有《国家》传出来，不论什么人，他们在唱这首歌时，都在感染大家的心灵，让大家更爱国、更爱家，这种歌就是艺术和现实结合得比较好的示例。你讲很多理论，可能还比不上一首歌更让人接受。
Q：你觉得红歌永远不会过时吗？
A：我想这是一个永久的主题。有些歌的生命力比较短，例如一些小资情调的歌曲，过了就过了。但《国家》、《民生》这样的主流作品会成为经典。我们在中国，中国的发展一定需要有人去歌颂，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歌颂这个时代。中国这个时代很好，中国正慢慢变成世界强国，这个时代主题不会改变。
俄罗斯红色经典：为团结而传承
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国家需要重新为全民建立定位。此时，音乐是最好的工具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姚望发自莫斯科 5月1日，在莫斯科地铁列宁图书馆站，突然传出一阵音乐声。来自几十年前的旋律在略显昏暗的地下大厅间游走，掠过地铁墙壁上列宁的头像，让人仿佛有种被带回苏联时代的时空错觉。
原来这是地铁公司为庆祝劳动节假期（4月30日－5月2日）专门播放的前苏联歌曲。它们以电影配乐为主，比如《高加索的女囚徒》《伊万换工作》《小心汽车》《我行进于莫斯科》等。在苏联解体后，“五一国际劳动节”改名为“春天和劳动节”，这个节日被俄罗斯人看作春天的开始。
而紧接着“五一”，还有俄罗斯的“五九大假”，从5月7日到9日。莫斯科地铁公司将计划播放另一批苏联歌曲：《胜利日》《最后一战》《三个坦克兵》，以及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喀秋莎》等。
有选择地继承“红色记忆”
从整体上看，苏联解体后，当年的红色经典大多数仍能在俄罗斯流传。不过，不同作品因为背景和含义不同，流传的程度也不一样。
前苏联红歌跨越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反映国内革命战争的歌曲《小雄鹰》、肖斯塔科维奇为影片《迎展计划》所创作的《迎接》等，这类歌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而著名的《喀秋莎》则是二战前创作，在二战时广为传唱；卫国战争开始后创作的歌曲，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还有《海港之夜》等；战后，除了有纪念二战的《共青团员之歌》，《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是反映国家和平景象的创作。
其中，二战期间的很多歌曲经久不衰，它们在一些重大国家纪念日时常被播放，更是俄罗斯军队歌舞团演出的招牌主题。比如，五月九日胜利日时，胜利广场就会连续好几个小时举行广场歌会，主要表演者便是军队歌舞团。
另有一些同样气势雄浑的歌曲则没有被大规模传唱，因为这些歌曲往往政治意味更强，以描述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主。它们是俄罗斯共产党集会时的传统曲目，在俄共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往往在俄共举行集会或者游行时，这些歌曲才会被唱响。若是在平日里，它们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至于那些歌颂前苏联领袖的红歌，出现几率就更少了。
在电影方面，影片《高加索女囚徒》在俄罗斯常年播放，经久不衰。这类电影符合大众口味，主题明快，少政治牵连，但同时又有着社会主义模式中较为光明的一面。于是，它们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在俄罗斯电视节目的非黄金时段，经常会播放这些红色影片。它们的主题曲同样脍炙人口，总令那些俄罗斯老人想起年轻时的岁月。
国家整合的需要
其实，现今的俄罗斯儿童都已不再从课本中学习例如《喀秋莎》在内的红色经典。所谓“红歌的传承”更多是在节假日、需要表演节目时，学校老师会组织孩子们一起歌唱，并为他们讲解含义。
当然，红色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承，与歌曲的政治属性密切相关，更与人们的记忆有关。
有人说，重温俄罗斯红色经典是国家整合的需要。虽然新的俄罗斯似乎淡化了艺术作品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内容，不过，不容回避的是，一些音乐作品本身便具备培养国家意识的功能。尤其是当新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失落，开始回忆当年的光荣时，音乐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凝聚全民的纽带之一。
特别是当新的执政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思潮中走出，他们从爱国主义中寻找资源，继续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不但成功抗击外敌，而且横扫东欧的光荣历史。由于对二战胜利的纪念已经成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二战时的歌曲，以及反映了那个年代光荣历史的文艺作品，自然成为首选。
而在缅怀二战的歌曲中，实则也包含着其他时代的作品，比如莫斯科地铁公司预计播放的歌曲《三个坦克兵》，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首歌是献给国内战争的英雄，号召大家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因为其中包含了对战士的歌颂而传唱至今。在俄罗斯人佳热利尼科娃看来，苏联歌曲在形成“俄罗斯新的全民一致性”中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从听众和演唱者本身的角度而言，那些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歌谣怎能轻易忘记呢？这样的记忆带给自己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普京恢复苏联国歌作为新国歌的时候，大国记忆固然是一部分，但同时还有他自己的影像：他曾经在这样的歌声中成长，并为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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