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更应体现法治精神

　　大运会前夕，深圳市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严肃处理期”。深圳市住建局规定，自5月1日至9月30日，各企业必须及时做好农民工工资结算、发放工作，严禁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与此同时，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讨要工资(5月8日《京华时报》)。

　　就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严肃处理期”而言，严禁各企业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规定值得肯定。但要认识到，严禁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应是着眼于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稳定的权宜之计，而应着眼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将解决欠薪问题作为一项长期的维权工作，而不是作为一项短期的维稳工作。

　　同时，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理所当然，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却让人匪夷所思，就如同禁止打人的同时禁止挨打者喊叫。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任何企业都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就不会没事找事上访讨薪；如果发生农民工上访讨薪事件，就说明有企业违法，说明政府工作没做好，说明维权渠道不畅通。因此，政府应首先处罚欠薪企业，反思工作失误，而不是处罚讨薪农民工。

　　不管是讨薪还是上访，都是民众的正当权益，反之，禁止上访讨薪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政府部门应该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深圳市住建局根本无权出台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的规定。

　　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法治精神不仅体现于平时，更应体现于特殊时期，平时讲法治而特殊时期不讲法治，为了管制方便而实行“懒政”，这就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也不应是法治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地方政府是否真正具有法治精神，一座城市的“法治成色”足不足，在举办大型节会等特殊时期将会展露无遗。举办大运会是对深圳市有关部门各项组织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依法行政的考验。

　　浙江晏扬媒体人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