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治周末
现有老年法缺乏可操作性，"只是一部宣誓性的法律，就像喊口号一样"。修改老年法已经迫在眉睫
■编者按：我国在经历了令人炫目的经济起飞阶段后，老龄化浪潮不期而至。未富先老，仅用了18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发达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
老人多，年轻人少，赡养就成了问题，社会保险就成了问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问题，经济发展就成了问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也成了问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何一个对此问题没有准备的国家都有可能会破产。
面对以超出预想袭来的老龄化浪潮，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官员，以及其他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法学家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坐在一起探讨。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1.776亿，占总人口的13.26%。
从2009年到2010年，我国大陆平均每个月增加100多万老龄人口。
发达国家用几十、上百年时间所达到的老龄化程度，我国只用了18年就达到了。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进程在加速。
与这种汹涌趋势不相协调的是，还没有一部切合实际需求的法律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年近八旬的老人曾庆敏说。
我国于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但一位审理涉老案件的法院庭长明确告诉曾庆敏，他们在审理涉老案件时，从来也不援引这部法。
原因就在于现有老年法缺乏可操作性，“只是一部宣誓式的法律，就像喊口号一样”。
修改老年法已经迫在眉睫。但曾庆敏认为，修改的前提要加强对老年立法的研究，通过研究首先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部什么样的老年法。
非刚性老年法难实践
5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要把执法检查与法律修改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董谊思认为，这是一个修改现有老年法的契机。依照现有老年法进行的执法检查，很多要检查的是子女的行为，把主体都弄混了，从法理上难以说通。
1996年颁布老年法之时，全国范围的老龄化尚未形成，多数老人还被纳入改革前的福利体系中。但之后与庞大数量劳动力步入老年阶段这一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过去挂靠在政府财政的保障制度被逐步改革掉，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却未能及时跟上。
曾庆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年人的更多困境在老年法颁布之后逐渐显现出来，加之当时研究老年法的人凤毛麟角，1996年的老年法不可避免地具有重大瑕疵。
2007年11月至2008年6月，中国公益组织众益华龄就北京地区老年人权益状况展开调研，结果显示，老年法与现实情况的不适应愈发突出。具体表现在内容欠细化、可操作性欠强、针对性不足等。
现有老年法并不是一部刚性的法律，很多时候像宣言一样，采用“国家鼓励”、“国家应当重视”等措辞，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未见得违法”让这部法律尴尬地形同虚设，也无法被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引用，曾庆敏介绍说。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司法机关援引老年法的情况很少，更愿意援引民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婚姻法。”众益伙伴老年文化发展中心项目主管邢焕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曾庆敏认为，这种“被替代”正是没有处理好作为特别法的老年法与普通法(包括婚姻法)之间的关系。
修改老年法的呼声由来已久。今年1月初，传闻新老年法修正案草案出炉，将子女“常回家看看”也写入了草案，并引发争议。但直到现在，并未传出草案通过的消息。
董谊思认为，将“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法修正案草案，仍然还是没有厘清老年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且在目前客观社会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可能又成虚设。
“特别法”却不特别
老年法不仅需要规范老年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且老年人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归根到底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有序发展，因而老年法也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
曾庆敏认为，忽略老年法的此层意义，就会对它的价值缺乏真正的理解，对它的制定也就不会深入，就不可能制定出一部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好法律。
曾庆敏希望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研究，根植于便于操作的现实情况中，而前提则是让老年法的定位遵循法学基本原理。
按照他的逻辑，老年人应该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谈论对老年人应持何种态度时，也是针对全社会的青壮年和青少年而言的。因此，老年法属于社会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需要调整的是政府、社会与老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应是一部特别法，它不同于普通法。”曾庆敏指出，普通法根据宪法规定，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当然也包括老年人在内，譬如所有公民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但由于老年人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因此，老年人除了拥有普通法所规定的权利外，宪法赋予老年人的权利还应该是老年人所特有的权利，这是其他法律所不能包括的。这样才能避免老年法处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避免法律之间相互推诿，也才能真正全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老年人所特有的权利，按照国家规定，主要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将这些权利细化以后，就成为老年人享受的一种与普通群众所享受的权利不同的特有权利，曾庆敏解释。
除了上述6个“老有”之外，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权益需要政府、社会予以帮助。例如在司法援助方面等。但这6个“老有”应是最主要的，只要法律能将这些要点予以具体化、法制化，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应有政府责任条文
无论是依照曾庆敏的法理，还是考虑中国现实状况，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成为养老方面的主导力量。
此前，家庭养老一直占据核心地位。1996年老年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但众益华龄对北京地区老年人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约50%的老年人不与赡养人生活在一起，33%的老年人因各种原因，享受不到子女为其提供的任何日常照料服务。
由于计划生育所产生的“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中，年轻一代在家庭养老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且随着人口流动的急剧增加，城市化发展的推进，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本地生活，空巢老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曾庆敏分析。
众益华龄的调查报告指出，主要依靠“家庭赡养”的养老模式危机重重，必须由社会分担一部分养老责任，才能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从立法的角度上要明确“家庭”和“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并且要具体到人或部门。
曾庆敏认为，老年法应该有强调政府责任的法律条文，可以表述为：政府在保障促进、提供和保证老年人获得基本社会服务和关注老年人特殊需要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当然，政府主导并不意味事必躬亲，还应组织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机构来辅助参与自己的各项工作。政府对这些组织的要求应该是硬性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曾庆敏解释。
中国社区养老模式开始逐步推进，但社区服务仍然差强人意。众益华龄的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约50%的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问题是：社区有没有老年饭桌、老年医疗机构、建病历档案、家庭病床等。
业已退休的董谊思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社区服务差太远了，有些社区稍微像点样就被表扬。自己所在小区的老年学校教室，已经被社区私自拿出去出租了，“老有所学”就没实现。
由于现行老年法法律细则的缺失，保障主体的模糊，作为老人明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也根本无法可依。董谊思感叹，同样的现象很多，6个“老有”的实现，期待一部责权明晰的老年法出台。
现有老年法的修改方向，曾庆敏根据自己的立法研究，提出了一个修改版本，主要是针对6个“老有”的实现逐步展开，并提出了建立“涉老案件”司法便宜制度的设想，建议设立专门审理老年人案件的老年法庭，加强诉前调解等。
曾庆敏的愿望很简单，期望自己的修改草案能引起法学界、立法部门的关注，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研究当中来，最终能制定出一部真正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老年法。
拿什么阻击老龄化来袭
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议题。我国的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虽然表面上中国的老龄化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严重，但实际上却比发达国家难应付
法治周末记者 黄希韦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州的财政困顿给民众的生活抹上了阴影，起因源于从2008年开始恶化的养老金资金缺口。
在欧洲各国，这一阴影也各有不同表现，要么是养老福利一直在与教育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保健等财政支出争抢有限的资源，要么是公共部门退休人员福利金的入不敷出让政府伤透脑筋。
这让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开始自问：我们会是下一个吗？
担忧源自对人口老龄化的判断---最近颇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来自国家统计局4月28日出炉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老龄化阴影悄然来袭" 人口红利"或在2015年现拐点
近1年来，上海市一直在鼓励延迟退休：特定人群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原劳动合同后，可以延迟(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申领基本养老金。
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即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老年人口目前已占户籍人口的22.5%以上，其老龄化程度居我国之首。
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持续挑战社保软肋，使"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
"上海人口老龄化加剧后，养老金收支缺口也不断加大，这是推动上海鼓励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的主要动力。"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博士后胡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选项之一。
上海只是全国的缩影。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任远还调查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人口总量年均增速比上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人口增速放缓。
简单预计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上世纪50年代出现第一次生育高峰)如今已进入老年，与此同时，1990年出生的婴儿在2013年大学毕业之时，将面临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的大环境，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情况，我国享受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这一结论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在人口负债期，老人多，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小，如果企业创新精神再衰落，那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缓慢。
未富先老挑战经济发展 中国老龄化趋势将更难应付
自上世纪40年代步入老龄化，70多年之后的美国仍未走出老龄化阴影，老龄化问题一直在消耗着这个国家的大量财力。
不难理解，正是这样的"切身体会"，使得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时，将目光投向"中国要警惕老龄化"这一点上。
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人口迅速老龄》一文，称目前中国经济活力四射，但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无疑会使得劳动力总量缩减，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中国的制造业及其他产业发展将受到拖累。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经济学家眼中，老龄化加剧后，少量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就越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爷爷多孙子少"，使得全社会养老金支付不堪重负，养老金保值增值面临重压。
以美国为例，如今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等福利占GDP的9.4%，到2040年，这个比例可能达到20%。
"不难想象，如果社会经济资源在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上支出多，那么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资就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中国则面临更加严峻的议题。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处在建设过程中，快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无疑给这一尚未完善的体系造成重压，并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财政危局。
此外，在我国宏观规划中，2020年将迎来全面小康社会，而按照蔡昉的预测，2015年人口负债期到来，我国的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虽然表面上中国的老龄化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严重，但实际上却比发达国家难应付。
"发达国家是先富起来以后才老的，我国则是没有富就先老起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直言，我国的老龄化过程来得太快。他还做了一个比较：一个有钱的老人，生活一般不会有大危机，最可怕的是老年贫困，无依无靠。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李克平提醒说，我国能够用来应对老龄化课题的时间非常紧迫。
整个社会须加快转型 提高人口劳动生产力成关键
"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就是命运。"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AugusteComte)的话意味深长。面对以超出预想袭来的老龄化浪潮，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官员，以及其他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法学家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坐在一起探讨。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国情的学者，胡鞍钢主张"适当提高总人口的增长率"。他认为，应对老龄化需要改善人口质量，有克制地放松生育能够缓解问题。
人口学家则更关注人口政策的真实效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反复强调：人口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比经济规律铁得多。要吸取韩国的教训(韩国1960年开始控制人口，1996年开始放开，但此后的生育水平却一降再降)，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不管生育政策如何。
对于学者们的分析和建议，人口政策官员们表现得相当谨慎。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谈及"延迟退休"时表示：延迟退休从长远看是一种趋势，现阶段在研究。
"基于当前老龄化的现实，可以考虑适当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退休年龄，让尚有富余能力的人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向《法治周末》记者进一步解释。
任远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老龄化状态需要我国有更大的决心去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倒逼中国经济和政策的转型。要真正解决老龄化问题，关键是要提高我国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以更少的劳动人口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受访者有一个共识：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将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迎接老龄化是当务之急，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则是努力挖掘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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