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杰：以画作答中国人十问

　　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去年拍了1.71亿元，但去年5月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半身像》以1.06亿美元成交，不在一个数量级呢，但这能说明徐悲鸿不如毕加索吗？

　　丁杰

　　1958年出生，

　　当代中国“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画家”之一。

　　清代著名画家陈嵩的八世孙。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并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学习。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文化部青联常委。

　　从悠远的历史走来，身处热闹的转型期；被外界看作传统化身，内部却焦虑于与时俱进；有时以爆发型实力震惊世界，也常在利益前忘乎所以⋯⋯

　　中国画与中国人，奇妙地共享这些困扰。

　　名利焦灼下，怎样提按、点擢、顿挫、正侧、拖逆，是几个平方尺的，也是几百万平方公里上的问题。

　　被业界评为“当代中国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画家”之一的丁杰近来异常忙碌，忙碌的缘由与一则被热炒的新闻有关。

　　中国美协成立“实验艺术委员会”，引发“在野”的实验艺术被“招安”说。舆论把这事当作韩寒入作协、郭德纲上春晚式的话题，论战得津津有味。丁杰在8小时内的身份是美协官员，除了新入门的实验艺术，还有二十多个各艺术门类委员会需要操心。

　　8小时以外，他每天照例要写两三个钟头蝇头小楷，四周一片寂静，内心一片空灵。“有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此时豁然开朗”，他告诉《望东方周刊》。

　　小楷时间过后，他会乘兴再对那些心得泼墨作和。

　　我们是最着急最没耐心的地球人？

　　《望东方周刊》：你抄写60余万字《水浒》蝇头小楷长卷，而且特地写在极易晕染的生宣纸上，被书画界传为奇人逸事。在这电脑时代，很多人觉得写字都是过时的事，你是怎样保有这份耐心？写了多少年？

　　丁杰：苏轼说“书法当自小楷出”，明代王世贞说画竹要“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书画同源，写小楷是为基本功，用生宣是为加强基本功，不值惊奇。

　　《水浒》断断续续写了近十年，每日两三个小时大约写几百字。面壁而坐，为了用墨精确要在指甲上舔笔，然后提气而书，这种感觉很好很安静。

　　我写小楷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女儿每天看我这样做，一看爸爸在那里用功呢，自己不用功都不好意思。耳濡目染了耐心，她做什么事都很从容。

　　《望东方周刊》：当今中国人被指成“最着急最没耐心的地球人”，从十来个人的队伍不插个队也觉得吃亏，到整个人生规划就是一夜暴富，有些画家用高铁速度来批量生产中国书画，你怎样看？

　　丁杰：思考、静心、修炼，这些对于成就目的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周遭信息太多太乱，有用的没用的都构成刺激，没耐心是因为人们想要了解、想要占有的太多。所以要静下心来选择，哪些需要，哪些适合。

　　国画必须经过一层层、一遍遍、反复地皴染才能画出层次、画出空间，但有人很短的时间就搞定一个作品。批量生产的画匠说不定销路也很好，盛世收藏热，许多人收藏是用耳朵，而不是眼睛，听到谁名气大就蜂拥而上。短时间内不见得会有明显问题，收藏者就这么一棒一棒传下去，不定什么时候就崩盘了。

　　鸟瞰天地还是只看肚脐？

　　《望东方周刊》：你喜欢以鸟瞰角度构图，《石魂》系列就是“鸟瞰”的集大成者。此种视角在历代山水画中并无先例，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王镛评价为“超越了北宋郭熙提出的‘高远、深远、平远’，拓展了中国山水画传统表现空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

　　丁杰：我是一个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画家，小时候拉过纤，差点死在河里，到北京上美院时口袋里就580块钱，学习期间靠卖画养活自己。我深知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和他们的坚强。因为从底层来，我就希望高屋建瓴地去表现中国人在生存压力下的那种拼搏精神。

　　鸟瞰的角度有两个来源，一是在飞机上俯视中国的崇山峻岭，另一个是台湾1999年“9.12”大地震时，我正好在灾区,前一天晚上偶然换了个住处,第二天得知原来订的宾馆已经完全被毁。然后我就暂时没有回来，边作画边义卖，眼前尽是断垣残壁、乱石层叠，而当地人还是能从容坚强面对。这种感受就是鸟瞰乱石，却看到乱石蓬勃向上。

　　《望东方周刊》：鸟瞰其实是看待天地万物的一种大角度。大家整日忙于小我，恨不能把视野缩小到只看自己的肚脐眼生活，凡事问“与我何干”，“我有好处没”。究竟怎样“鸟瞰”人生天地？

　　丁杰：一个人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一个民族应该具有包容的情怀，一个好的书画创作应该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写小楷的自我修炼看起来有点出世，但我作画时从来都是入世的。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现在生活得很辛苦，也很迷惘，我能为大家做的贡献就是让观者站在我的作品前面，能觉得心情有些激动，然后有些想法。

　　去年在个展中，有两个不同地方来的参观者看了《石魂》系列里的《凝聚》，因为观点对立，居然在展厅里发生激烈争执。他们很激动，我很感动。

　　怎样获得自由？

　　《望东方周刊》：画家、书法金石家张道兴看过你的作品，曾撰文发三句感叹：“请作者自由一些吧！请观者自由一些吧！请大家自由一些吧！”怎样理解？

　　丁杰：仅就政治对画家的影响来看，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那种束缚自由的情况早已是往事。

　　“文革”时，黄永玉画猫头鹰挨批的事很有名。他画一个猫头鹰站在中间，后面是月亮或树木，猫头鹰一眼闭一眼睁，批他的时候，就说他对革命的态度是眼开眼闭。还有一个陈大羽，他画的公鸡，眼睛倒很大很亮，怒目圆睁，但尾巴翘得很高，批他的就说是阶级敌人翘尾巴。

　　现在记得这些事的画家都渐渐上年纪了，对正在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来说，基本不存在政府束缚你不可以怎么画的问题。国画尤其是这样，山水、花鸟、人物，都是追求美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当代画家就是真正“自由”的。这种不自由，来自画廊、来自市场，更来自自身。画廊说这样的画好卖，你要不要听？你还要不要自由？你想创新，却连传统技艺也没学好，邯郸学步，那又怎么自由？

　　张道兴谈自由是要我们不拘泥于程式，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是指艺术上，但艺术家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比如基本功的底线，做人道德的底线。画赝品、批量生产，都是突破底线的行为。

　　《望东方周刊》：的确，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处处是压力和各种各样的“规则”，怎样才能得自由？

　　丁杰：我理解自由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切情况下大家都要保持去向往的。

　　前辈韩美林先生是一位多产艺术家，画画、雕塑、陶瓷、文章、设计，样样有大成就，得过许多世界级荣誉，大家都知道他是“福娃之父”。只上过3个月初中的他19岁考上中央美院，“文革”中还坐了4年7个月的牢。他给自己立了遗嘱，决定百年之后把一生积攒的作品全部捐给国家，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把大批作品都捐了。

　　这样的一个经历过苦难，却永远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能不自由吗？他给社会做了自由两字的最好诠释。

　　“对立”中怎样“包容”？

　　《望东方周刊》：郭沫若说“我是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业界对你也有个说法：“丁杰是个两面派，南派北派我都爱”。南北派差别是否像咖啡大蒜那样明显对立？

　　丁杰：借用“包容性增长”这个词来说。南北技法有区别但绝不对立。有人喜欢人造对立，比如把民间艺术与美院艺术对立，把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对立，其实相互吸收兼容并蓄，也是关于自由的另一注解。

　　很久前，吴冠中就主张不要设画院，就像作协也曾引发同样话题一样，作家、画家，为什么要拿国家的工资，吴老觉得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人造对立。从国家美院、画院一直到县文化馆，编制内的人就是认证的画家了，其他就是体制外？我觉得制度有它当时设计的背景以及后来的惯性，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不需要任何对立。

　　再举个吴冠中的例子，他写过《笔墨等于零》，呼吁不要被传统技法束缚，另一位老先生张仃针锋相对地写了《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提出了笔墨问题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二老的观点辩论后来升级为美术界大争论，他们的观点对立吗？其实背后是二老对发展中国画的一致心愿，所以他们的关系特别友好。

　　《望东方周刊》：我们周围真实的对立比比皆是—— 比如炫富与仇富，比如GDP与环保⋯⋯而在画中却天地和谐、山水包容、南北统一、中西合璧，“提前进入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画给中国人的独到启示吧？

　　丁杰：国画是古人对于和谐之美的追求。什么地方紧密，什么地方留白，气韵怎么流动，文人画让人心灵安宁，就是因为有这样物我两知、天人合一的和谐，所以观画时我们感慨“但愿老死山水间”。当下有些行为艺术家去虐待动物，搞淫秽污浊的东西，与自然、与道德、与良心背道而驰，那就不可能有和谐之美了。

　　转型期怎样忍住躁动？

　　《望东方周刊》：版画家张国琳说，“看了丁杰的山水画作品，想起了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是否如此？

　　丁杰：画好一张是一张，这就是我的态度。

　　中国画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受市场经济跌宕起伏的影响，画家易冲动、忙乱、急躁，搞不好就成了“卖掉一张算一张”的态度。态度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渡过转型期躁动的好法子。

　　我们经常组织画家深入生活，写生创作。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现在不少画家根本不去对着自然写生，怎么画呢？背个照相机出去，拍下来电脑里制作一下，对着照片画。这种做法不可取。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画了22年青藏题材，去了不知多少次藏区，他完全可以搞几个藏服模特到画室去，或者对着海量的图片舒舒服服画嘛。为什么50多岁的人了，要吭哧吭哧到牧场去，到草原去，就是为了直面生活、直面生命。

　　我自己去井冈山采风，坐在那里对景写生一整天都没有挪窝，因为每一刻都有新感受，每种感受都不敢放过。早晨的、中午的，阳光下的、树荫下的，回来作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水墨长卷就来自这次写生。没有写生的作品就不可能生动有神。

　　《望东方周刊》：“转型期”成了筐，各种问题都是转型期忍不住躁动惹的祸，态度能决定得了一切吗？

　　丁杰：态度不能决定一切，却是把持自己的重要因素。国家的转型，经济的变动，一些躁动忙乱现象肯定会出现，这些凭个人是不能控制的，但怎样面对，却是个人能够控制的。

　　《望东方周刊》：用蝇头小楷抵御周围的忙乱世界？

　　丁杰：在我可以。在大家，尝试一下也不是坏事嘛。关键是“心远地自偏”。

　　“孤芳自赏”还是“走向世界”？

　　《望东方周刊》：国画，就像其他一些传统继承，比如太极拳，都不适合热闹，需要在冷静孤独中自我修炼，但传统的“孤芳自赏”放在今天的大环境里显得底气不足，大家都急着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保持孤芳自赏的自信吗？

　　丁杰：“孤芳自赏”如果指的是自我修炼和继承传统，我同意；如果是把国画回归到士大夫文人自娱自乐的工具，我不认可。

　　“走向世界”，标准是中国画的审美情趣得到世界范围的承认呢，还是几幅画拍出了上亿的价格呢？就第一个标准，中国画和西洋画讲究透视的技法效果不同，但画出的山水却“可行、可望、可居、可游”，对此有了解的西方艺术家、评论家都认为这很神奇。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许多事情，比如多国联合办展，就是为了和西方相互了解。

　　至于第二个标准，当下中国画价格还是不能和世界顶级价格相比的，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去年拍了1.71亿元，但去年5月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半身像》以1.06亿美元成交，不在一个数量级呢，但这能说明徐悲鸿不如毕加索吗？

　　《望东方周刊》：不是一小部分人自娱自乐的话，为什么感觉普通百姓似乎距离欣赏和收藏的世界还很遥远？

　　丁杰：这就是走向世界的另一面—— 走向人民。我举几个例子，在甘肃通渭，那里的老百姓爱画如命，我在那里遇到个卖菜小贩，卖掉几车菜，就把钱拿到画廊去买画。那里的一个乡镇，完全是发展中地区，居然开有十几家画廊。有的老百姓，嫁女儿拿不出嫁妆，就拿画当嫁妆。有个当地村民通过画廊跟我提出要贷款来买我的画，我就送了他一幅，他们是真正懂得用眼睛用心去欣赏的人。

　　还有在山东等地，许多画廊老板每年要把国内一些画家接过去特别为当地作画，都能卖掉，收藏者就是当地老百姓。

　　在安徽我的画展上，有位93岁的老大爷颤巍巍走进来看，告诉我是前一天看了《合肥晚报》头版的消息，一大早换了几路公交过来的。

　　这些说明，群众对阳春白雪的艺术自有审美能力。齐白石为什么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民艺术家”，老百姓喜欢他，不会有人说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

　　怎样度过“亿元时代”？

　　《望东方周刊》：近几年密集出现书画作品单件过亿现象，不少艺术家做着天价艺术家之梦，许多投资者做着收藏买卖天价艺术品之梦，怎样度过这个有些吓人的“亿元时代”？

　　丁杰：拍卖市场水很深，我对此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艺术品市场的成熟和价值的沉淀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是否真正有价值必须留待后人评判。我坚持认为，收藏靠眼睛，不能靠耳朵。至于投机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吴冠中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创作作品，其二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他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品放在美术馆里，免费地让大多数人来欣赏，这是画家的荣耀和幸福。把这个当目标的画家，就能心平气和地度过亿元时代。

　　还会有大师吗？

　　《望东方周刊》：今年年初在杭州举行的首届中国画双年展学术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郎绍君说，“当下没有堪称大师的画家，我们生活在充满机会、希望,也充满矛盾和危险的时代，但中国画对它的反应不敏感，画家缺乏深刻情感与思想的表达。”

　　这两年，随着钱学森、季羡林、钱伟长以及书画界的吴冠中、华君武、张仃等大师逝去，某种“大师焦虑症”正弥漫中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号称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复兴的时代，能够与前辈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师却千呼万唤出不来？

　　丁杰：大师，一要有经典的大作品问世；二要在艺术上有独特见解、或在技法上有伟大创新，并能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

　　张仃去年去世了，他是给过我指导的老先生。他的一生都很传奇。当年他是号称“延安三怪”之一，在延安喜欢穿高筒皮靴、皮夹克，头发梳得像普希金，非常新潮时尚。在艺术上，他永远走在时代前端，但做人呢，却是活在云端。

　　他得到的荣誉无数，但从来视如浮云。毛主席曾给张仃写过4封信，他居然都弄丢了；毕加索与他关系非同一般，曾赠送他一本画册，并题款签名，还模仿他名片上的笔迹写过“张仃”两个字送给他，但他从不把自己和毕加索联系起来说道。

　　他每天4点就爬起来画画。1984年离休报告被批准的那一天，他高兴得回家就在地上打滚。他夫人解释，这是因为他觉得终于所有时间都可以用来画画了。打滚是他表达高兴的方式，当年他刚到延安，觉得一派新天地，也是高兴得在地上打滚。

　　到了晚年，很多人想方设法要见他，为的就是骗取他的画，而他很容易就相信对方。他家离我家不远，我有一次拿画向他请教，他90多岁的年纪了还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看，并把珍藏多年的黄宾虹的册页翻给我看。

　　他住一个特别简朴的房子，院子里很多植物，老人家就说自己“像只树林里的小鸟”。这就是大师的境界吧。

　　我们需要忧患吗？

　　《望东方周刊》：“生年不满百,但怀千岁忧”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宝贵组成部分。今天的画家和国人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普世忧患—— 小的、日常的、自我的“烦恼”自然是很多的。成功了的画家还能保有忧患意识吗？

　　丁杰：吴冠中的一段话对理解大师的责任感很有意义，他说：“越到晚年我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艺术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吴老的遗憾是没能像鲁迅文学一样将自己的绘画承载更多社会功能。所以说，大师肩负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能忧虑天下并担当得起社会重负的人，才能成为大师。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我的画都显得用笔厚重—— 寥寥数笔，天高水远，孤舟枯木，这不是中国画经常表现的审美习惯吗？我为什么要画看起来非常费力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要趁着年纪不老，力气还够，要拼命表现那种积极进取，那种奋斗感。

　　比如画雪景，层峦叠嶂，片片积雪，我就要用中锋一笔一笔“写”上去，传统技法一般不会这样去吃力地表现。但我觉得，不这样好像就是自己失责，就会承受某种道德的心灵的压力。

　　怎样重塑“德行”？

　　《望东方周刊》：中国画比起西洋画，更讲究说不清的“神”，其实也就是道德，或者境界吧？你说到道德的压力，现在每天的新闻中，以“缺德”为主题的事例不胜枚举，似乎中国人进入了一个集体需要提高道德修养的时代。怎样理解德行与境界？

　　丁杰：那些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动的老艺术家，无不是具有十分质朴又深厚的道德修养。李可染画山水，人称“破译了大自然密码”，其实密码就是道德向善，所以山水含情。

　　他到了80多岁还像学生一样临帖写生，师造化师自然。启功先生家里来客人，不管是高级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要亲自送到楼下。道德，就是这样一言一行、细致入微的存在。

　　我还是那句“画好一张是一张”，张仃老先生是我的楷模，环境再怎么样，人还是能控制自己。我的想法是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创新。等退休了，理想就是像张仃那样活到老，画到老，画出能放进美术馆让老百姓免费看的东西。

　　然后就继续写小楷、和爱人一起大声朗读古诗词，这是我的两个法宝，修养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