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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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2011年5月22日早上5点多因病去世，终年81岁。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并多有建树。
徐苹芳的女儿称，徐苹芳是上周一因病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称，“后事的操办我们正在协商之中，这两天会发布一个讣告。”王巍称，徐苹芳先生住院后，自己在外出差，“本来计划今天上午去医院看他的，没想到他突然走了，没见上最后一面，我非常遗憾。”
曾质疑安阳曹操墓
此前，徐苹芳曾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作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多年来致力于文物保护，曾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去年，就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产生争论时，徐苹芳曾表示过质疑。
主持元大都遗址勘察与发掘
徐苹芳投入精力最大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徐苹芳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徐苹芳曾说过，在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
旧城文化遗产捍卫者
徐苹芳生前，与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有多年交情。在王军眼中，徐苹芳先生对于旧城的捍卫，是基于他多年对考古研究之上，才对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怀有深刻情感，并成为一个坚定的文化遗产捍卫者。“徐老的感情不是那种发发牢骚、苍白的感情，而是基于对这个城市深刻的理解之后的一种情感流露。”
王军说，徐苹芳先生最著名的研究就是关于元大都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他就跟随清华大学教授赵正之先生着手北京古城的系统研究。1957年，赵正之正式提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城。此前，徐苹芳多次到病榻前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后整理成“赵正之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论文，直到赵正之逝世17年后才得以发表。
本报记者 王佳琳 张弘
记者手记
“当市长面该说还要说”
去徐老家里拜访，他总是会走到小院门口，打开那扇红漆门，把来者迎进去。走过不长的走廊，再打开书房门，示意对方先请。
徐苹芳是政府聘请的专家，也是最敢于、最经常公开指责政府文保工作的专家之一，在文物保护和政府指令双重地带，徐苹芳说“得坚持”。
保护古都风貌为职责
与徐苹芳结识，缘自2007年本报系列报道“文保区东四八条面临部分拆除”。在这次报道中，徐苹芳作为文保专家被报道次数最多。
一个初夏的下午，找到正参加一个古建筑论坛的徐苹芳进行采访。徐老见记者找他，忙起身走到会场外。用简短的几句话证实了拆迁事件的暂停，并用商量的口吻说，咱们做这个事情，是想保住这条胡同，是想办个好事，“这个时候，媒体最好缓一缓，给政府一点回旋的余地”。
尽管北京的旧城保护走过不少弯路，缴过不少“学费”，徐苹芳说，“保护古都风貌和遗存是我的职责，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不说谎话，当着市长的面我该说还是要说。”
喜欢做纯学术研究
徐苹芳一生都专注于北京旧城保护，他大学原本学新闻系，后转到历史系。他说，“新闻系政治性太强，不好干。我还是喜欢做纯学术研究。”其中的原因是，“我喜欢历史，跟古人打交道，跟现实远一点好。考古和文物保护这个大主题谁也不能反对，这与现实都没有关系。”
面对政府、人情、事业和真理，他说，“我没有利益”。“我虽然是政府聘请的专家，但是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工资。我说这个项目不好，你（政府）不能不发给我工资；我说好，你（政府）也没有奖励。”
徐苹芳希望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总规）办事，“目标就是把现在残存的建筑好好保护，把胡同、街道的人口进行合理的疏散”。
难忘一张照片情
有一次，采访稿未能刊发，我跟徐老解释。徐老说，“没关系没关系，发不发要看你们报纸的安排”。然后，徐老问我，能否把给他拍的照片冲洗一张。后来，把照片冲好，装上镜框送过去，徐老不住地说“谢谢”，并请老伴一起来看，摆放到案头。
每次从徐老家离开，他都会把我送到院门口，站在红漆门处，笑着向门外的我挥手，“回见！”我常常停在那里，看着徐老转身，带着点驼背，关上门。
本报记者 王荟
“徐老的感情不是那种发发牢骚、苍白的感情，而是基于对这个城市深刻的理解之后的一种情感流露。”
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王军
徐苹芳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
1930年10月4日，生于济南。
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次年转入历史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55年，毕业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
1956年秋，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任所长。
作者：王佳琳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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