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永泰：今天，有学生问我：“现在中国人民收入已经提高、生活已经改善，为什么一定要去追上美国呢？”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是比以前好，但是快乐并不仅仅是一辆名车、一处豪宅、一顿大餐。快乐比收入的内涵更丰富。我们还必须考虑生活质量，考虑孩子和父母——比如现在药的价格越来越高，你没有高收入如何能买得起更多的药？
因此，我们必须得追上。“追上”（catch-up）远远比吃更好的东西、开更好的车子、住更漂亮的房子更有意义。它还代表着生活的质量。

　　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在陷入了一种“中等收入困境”，比如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人均GDP长期徘徊在美国30％水平；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则是美国的20％～30％。

　　“困境”并不代表收入不增长，而是指无法比美国更快，因此永远赶上不美国。美国自己在发展进程中也曾陷入这样的困境至少40年之久。我们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是“追不上”的，“追上”的是少数。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虽然收入增加很快，但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具备了赶上美国的能力？

　　我选择危机作为课题，是为了观察其他国家所犯过的错误，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防止这些错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政府应当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来促进发展，而不是永远刺激经济增长。实质上，政府应当扮演功能改革的角色。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中国的体量很大，影响的波及面也越来越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世界，所以不能与小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一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建设廉租房，可抗通胀

　　《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面临着CPI高企的压力，4月份北京、上海、广州的CPI均已“破五”。如果你有机会向中国政府建言，你会提出哪些建议？

　　胡永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缓解通胀压力，要么减少需求，要么增加供给。

　　完全把需求压低，这个有可能在短期内这样做，但是长远来看，真正的解决方式还是增加供给。怎么做呢？可以刺激进口。比如高档化妆品，内地的价格往往比香港贵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进口限制措施。如果在不动汇率的前提下，把税减掉，就会有供给量的增加，就可以进口了。

　　最近在海南三亚出台的离岛免税政策其实可以全国推广。增加供给，不可以像以往那样，用行政的办法强制规定“你不可以不增加”，而是应该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如增加进口。所以，中国不应该把进口绑得这么严。

　　增加供给的另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像新加坡、香港特区那样，建设公屋或廉租房。廉租房不仅可以改善民生，让新进入城市的人和低收入者居者有其屋，而且也是增加供给、拉动经济的有效手段。在中国更是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
这里我们应该知道，新加坡和香港特区都是“先住后买”的模式：廉租房只是短期的，长期目标仍然是提供私人住房。在新加坡，你住了10年后，就有权第一个以建造这幢建筑时的价格来购买它。因为房价一直在上涨，你要是跟着它付，多半人是付不起的。但是他们可以支付最开始建造房子的费用和利息。所以如果你告诉住户，10年以后房子是可以买的，他们就会更用心维护房子。

　　但“先住后买”，为什么香港特区、新加坡可以做得到，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做呢？因为那里土地归政府所有。中国也是类似的体制，因此可以大力发展。开发房子最大的成本就是土地，如果政府出面做这件事，唯一的成本就是建筑房子的成本，后者是非常低廉的。所以应对房地产通胀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房子的供给。

　　“末日博士”的对与错

　　《望东方周刊》：目前有位“末日博士”（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比尼在网络上被热议。他预测说，因为“过度投资”，中国经济可能在2013年硬着陆。你怎么看？

　　胡永泰：鲁比尼是我的同学，我们曾在纽约大学共事。我认为，“硬着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认为“硬着陆”可能性存在的原因不是鲁比尼所说的“过度投资”，而是因为政府遇到了通货膨胀。而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法是增加供给、减少需求，但增加供给是需要时间的，短期内的办法只能是减少需求。一旦政府为了扭转通胀采取措施减少需求，就存在“硬着陆”的可能性。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要求中国减少出口的国际压力，包括G20、美国、欧盟等。当然这些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发生了多半是从这两个源头开始的。

　　包括鲁比尼在内的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很多投资是浪费的，“浪费”指的是投资对产出没有贡献，投在了没有用的地方。确实，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出现迅速增长，坏账也跟着增加，但为什么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可以在那么多坏账中出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呢？

　　中国其实有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就是钱并不是投资在了垃圾上，而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被有些人钻了空子，悄悄地转移到了另外的、对个人有利的地方，但从公开的账面上来看，确实是坏账。

　　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中国未来5年的最大风险来自“动力供给”之虞

　　《望东方周刊》：你在2001年与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和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合写了论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当时是如何产生的想法？你觉得10年后的今天还适用吗？

　　胡永泰：我们当时去观察了日本、西欧等国家，发现了这个现象。你只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看不清楚的，必须要有国际视野。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就好像开车到了一个转弯点，必须要转向。

　　如果你去看“和谐社会”的，会发现其中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等内容与我们当时提出的是一致的。我们可能就是碰巧猜中了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吧。不同的阶段，要做不同的事。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未来5年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何在？

　　胡永泰：现在的中国像是一辆疾驰的火车，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出事，会有三种可能性：

　　一是硬件问题，比如轮子掉了。这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控制不好，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或者是银行体系崩溃、出现债务危机等。

　　第二是软件问题，即人在车里打架，乘客对车行进的方向和速度不满意。这也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时主要关注的是“硬件”，但是现在“软件”问题好像比较突出。
有人认为腐败是中国最主要的威胁，但我还有些不同意见，我认为第三种问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即行驶中的“动力供给”问题。

　　对于高速行驶的火车来说，如果“动力供给”被切断，将会是致命的。

　　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环境恶化甚至崩溃，另一个就是外部世界把你隔绝开来，比如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现在最可靠的增长动力是什么？出口。如果美国和欧盟有一天借口说中国在环境变化问题上没有出台令他们满意的政策，因此限制中国的碳排放，减少甚至停止来自中国的出口，中国短期之内怎样办呢？　

　　所以中国不仅仅是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帮助建设和谐世界，展现出“大国”的风范，而不是凭以前的惯性行事。
目前中国的能力已经足以应对“硬件”问题，“软件”是大的挑战，但“动力供给”更是值得政府重视。

　　“外部世界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

　　《望东方周刊》：总体来看，你对中国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胡永泰：尽管谈到了那么多担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乐观的，而且是非常非常乐观。

　　中国需要哪些方面的改革，目前已经非常清晰，而且人民群众也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人早已看过了世界，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比别人过得差。至少上海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香港一样富足？眼界打开之后，脑子也打开了，想封闭也是很难的，在这点上我很乐观。

　　而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内部的问题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但是外部世界里，你必须要别人来与你合作。

　　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和解释自己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有钱”—— 有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买不到尊重。很多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好并不是因为尊重。

　　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处得比较糟糕。郑和以后，中国就把自己封闭了，那也是中国落后的开始，封闭的原因就是无法与世界相处。这也是我认为存在“动力供给”枯竭危险的原因。

　　中国是否有明确而长远的与西方、邻国以及中东非洲交往的战略呢？大国常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迷失在自己的问题里。美国也是如此。我认为外部世界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