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为环保打官司 走进奥斯卡纪录片

影片监制汤列伦与导演杨紫烨

2007 年7 月26 日下午，安徽蚌埠水务公司施工人员正在司马庄路敷设通往仇岗等村的供水管道。使龙子湖区14个村，包括仇岗村在内的3.7 万名村镇居民在2007 年底前喝上放心水。

　　“一个新的自己”

　　2007年，环保部实行了“流域限批”以遏制工业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同年6月，仇岗村的化工厂被当地市政府勒令停产整顿。

　　不过，村民们发现化工厂仍在偷偷生产，白天不让排污就等深夜村民休息了再排，各水闸均安排专人看管。

　　2007年夏，村民们发起了一个全村募捐行动，“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化工厂转产。”同时张功利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坚决关停这些污染企业。他动员村中的1876人集体联名签字，村民口口相传，共1801人签字，耗时仅十天。

　　完成签字的当晚，张功利家的玻璃被人用砖头砸碎，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还没有修补上。半夜，又有人在门外打黑枪恐吓。第二天，村民制作了横幅：强烈要求政府铲除黑恶势力。

　　此时，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来到村中，开始纪录片的拍摄。村里人最初以为她是个电视台记者。张功利也对杨紫烨仔细进行了分析，觉得他们是国家政府部门的媒体，“下来暗访的，因为他们拍摄要成本，一定是政府给钱的。”

　　2007年11月初，化工厂第一次与张功利接触，并承诺“和平对话”，张功利坚持要求拍摄见证谈话过程。2007年底，化工厂终于停工了，赔偿了村民的经济损失，张功利和村民的环保之战似乎画上了句号。

　　没有想到，好景不长，2008年上半年，化工厂贴出告示，经政府同意正式恢复生产。仇岗人的努力再度受挫。

　　“太愤怒了，（行为）就过激了，”村里组织了很壮的劳动力到政府门口拉横幅抗议。

　　张功利当时是领头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被为难，中央电视台给他颁过一个奖是他的护身符。2008年初，因和污染持续斗争，张功利刚被推选获得“CCTV2007年三农热门人物”。他当时觉得“他们抓我这样的人要慎重。我不出事，是媒体对我的保护很大”。

　　这次，政府给张功利看了文件，化工厂定在2008年12月20日前搬迁。

　　这期间，张功利也开始受到来自化工厂的威胁，他骑着车到街上去拉喂猪的饲料，“化工厂的老板开车一路跟着我，恐吓说，别把我们逼急了，狗急还要跳墙呢。”

　　到11月，村民发现化工厂仍无搬迁迹象，并且设备进行了维修，准备东山再起。

　　于是，村民开始筹集费用。这些费用一是用作村里组织人去市政府的路费，二是用作一旦化工厂搬迁成功，就给市环保局送锦旗。张功利要求每个人不能捐超过30块钱，他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此事，以造成声势。

　　“在国家允许的5个人的范围内，不叫上访，叫督促。” 12月15日，离关闭还差5天，村民“督促”频率最高。

　　市环保局的局长也亲自和张功利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跟张功利承诺，“还你们一个好的环境，（如果）没有（做到），我辞职回家。”也嘱咐张功利不要送锦旗，“很惭愧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年委屈，已经很对不起村民。”交谈中，张功利也知道政府要关掉很多的厂，市里在经济上塌了一大块。

　　2009年4月5日，市政府下发文件，包括九采罗化工厂在内的污染企业立即搬迁，迁入十几公里外的工业园区。

　　仇岗人的噩梦结束了。张功利拿起DV，记录下了化工厂搬离仇岗村的全过程。

　　这似乎不再是一场单纯的环保运动。事后，《仇岗卫士》纪录片的监制汤列伦(Thomas Lenno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现实的民主”

　　村民的生活开始回归正常。张功利则有点忙，有媒体过来采访，有官员来看望，有其他地区环境受害者来请教经验。

　　面对来“取经”的，张功利会告诉他们，“只要你懂法，一切都迎刃而解，还有就是要有智慧、理性的维权。”有报道称，蚌埠市委领导也曾表示过：“即使在后来仇岗村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张功利和村民仍将议题着力控制在环境保护上，而不是进行情绪化的炒作，这是化工厂最终得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化工厂关闭后，市环保局对鲍家沟沿岸的14个行政村进行了集中整治，关闭了沿线包括养猪、养鸡、养牛的养殖户在内的所有污染企业，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每天处理10万吨生活污水的处理厂，并对鲍家沟受污染的底泥进行清淤，在村里还专门设立了四名保洁员，工资由政府支付，一天数次打扫全村生活垃圾。

　　然而，《仇岗卫士》获得2011年奥斯卡的提名，把仇岗村又一次投到风口浪尖。

　　直到这个消息出来，张功利才知道杨紫烨是受海外资金支持的个人导演。村里开始传言，是否有什么阴谋，也有人说片子出事了，导演已经躲到美国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从来不懂电脑的村民还是把纪录片存在U盘里，永久地保存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真实的奋斗历史。

　　张功利并不知道片子的剪辑过程，当片子要在国际上公开之前，张功利和导演发生了矛盾。张功利认为，结尾演到化工厂关闭了，土地可以种蔬菜了，树上可以结桃子了，就可以了。而导演则继续跟踪化工厂到新搬的工业区，拍摄污染转移。“再演到工业区还是不好的环境，搞个问号在结尾，我们的国家怎么在国际上交代？”张功利说他要维护国家名声。

　　最终，导演向张功利做了妥协，纪录片是个完美的结局。

　　纪录片出来后，有美国人来到张功利家里，继续关注他们的事情。村民的索赔已经终止了，“他们认为索赔是正常的，我和他们讲，美国人是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的要求是达到原来的空气和环境就好了，我们没必要在钱上花功夫。”张功利说他理解企业的难处，企业搬迁也损失了很多。

　　在这几年中，张功利接触不同的群体，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感知。张功利关心河里被污染的底泥的清淤工作，也知道政府发愁16公里河流的清淤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他也会担忧NGO组织艰难的生存；也反思自己曾经写过的登在报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写得过激了；还会反思到政府门口拉横幅不理性。除了法律，他现在不断地告诫自己学习理性。张功利苦笑着说，自己是个矛盾的人，他也一直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

　　在过去参加过的一些国际会议中，张功利听到过关于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讨论很多。他觉得自己得益于公民社会，但是他又不赞同公民社会。他只希望政府给他们一个讲话的平台，“要接受群众和其他团体的合理化建议。”

　　走在理性的公民路上，张功利有一套自己的“要符合实际的办法”。那是很现实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村民依旧推选他管理村委会的事务，“哪怕是委员，他有说话的权力，就能通过村委会来保护村子和村民。”而对NGO组织，他觉得发挥好补充作用就好了，张功利说自己是“现实的民主”。

　　张功利会瓦工，他未来准备去市里找点瓦工的活干，同时也参与一些环境保护的事情，“不会光关心村里的事，和其他地方的人也会沟通交流。”

　　毕竟，这几年的经历已让张功利不再是个普通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