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是在距今55年的1956年，如果要说起湖南党的组织，也已历史长久。1921年8月，参加完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返回长沙。2个月后，在长沙城外协操坪的一个小丛林里，毛泽东、何叔衡主持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省级支部。毛泽东传达了党的一大精神，宣布成立中共湖南省支部(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湖南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任支部领导成员。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那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说：“数十年来，党领导湖南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许多先烈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在会议开始前，周小舟建议全体起立，为光荣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然而，刀光剑影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过程。湖南解放以后的7年，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

　　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由3.3%发展到80%，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全省私营工商业共14万多户，从业人员21万多人，城镇手工业者22万多人，基本上纳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组织。

　　到1956年，湖南全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按照“阶段论”，湖南人民正准备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事业，需要有一个强力的党组织领导。从湖南解放到1956年的7年间，湖南召开了7次党员代表会议。然而，因为条件的不具备，一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中共八大召开在即，周小舟认为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当其时：“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任务，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一年以来，国际局势有了进一步的缓和。我们这次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召开的。”

　　工作问题研究细到了镇上的小小饭铺

　　破旧立新，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破，新的生产关系尚未稳固。历史的进程也在新与旧的拉锯中曲折前进。

　　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自然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诚如周小舟在这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坦诚：“我们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

　　当时在江华县，砍了的木头无人去运，任凭其雨淋日晒。茶叶大县安化的农业社为了集中劳力发展双季稻，不去摘茶叶，让茶叶老在树上，白白浪费。这是因为在农业社建设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为完成上面的指标只集中搞农业，而将其他原本优势的经营项目白白废弃的现象。

　　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在这次党代会中都得到了关注。“有些行业由于过分集中，原有的供销关系割裂了，本来能够便民利民的现在反而不能便民利民了。”

　　在剖析问题的时候，省委领导甚至注意到了，长沙县的黄花原来有7个饭铺，因为刻板地要求集中做大，合并为2个，结果造成吃饭排队，耽误来往旅客的行路时间。

　　有些行业因为小商品卖钱额低，占用劳力多，不愿经营，有些行业原来的货源关系打断了，造成了有些小商品的减少。部分小商店和摊贩，在参加合营、合作以后，由于原来的副业收入减少，或者由于辅助劳动力不能得到利用，收入较前降低，生活上有困难。

　　对于湖南这个农业大省，省委领导也承认工业基础薄弱，在工业生产方面，相当一部分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不好。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中，全省86个较大企业，有43%的单位没有完成计划;有些企业只是追求多和快，忽视好和省，不能全面贯彻执行又好、又快、又多、又省的方针，以致使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成本没有降低。

　　这些问题，省委着力解决，推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勾画出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

　　多年以后，刘玉娥仍然记得国家三年困难期间生活的艰苦，一个月21斤的粮食定额，难得吃饱。“那个时候，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是强国富民之路，而我们大力发展农业则实在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

　　所以，农业仍然是此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在党代会报告中一半以上的内容都围绕农业展开。

　　在农业合作社大量建成后，农业面临着的是合作社高级化的问题。

　　周小舟指出，“1956年能不能顺利实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主要是看农民愿不愿意，而农民愿不愿意，又决定于现有农业合作社是不是增加了生产，社员是不是增加了收入。”

　　这是一个朴实的验证法，农民如果能吃到甜头，得到实惠就会跟着政策走。因此，准备高级形式合作社的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集中力量，搞好以稻谷为主的粮食生产，同时组织劳动力、资金，因地制宜，挖掘生产潜力，继续开展多种经营，争取增产增收。

　　周小舟强调：“把合作社完全建立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对暂时还不愿加入高级社的农民，绝不许强迫加入。”

　　会上，还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确定，发展农业的基本方针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利用土地，在发展以稻谷为中心的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

　　提出的量化的指标是;到196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53.5亿斤，棉花110万担，生猪2000万头，油菜350万担。

　　在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充分利用本省资源发展轻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有计划地进行适当的基本建设，尤其要注意发展乡村交通邮电事业。商业要根据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加以改造，农村商业网要延伸到乡和农业社。文教、科技、卫生事业也必须有相应发展。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夏远生这样评价：这个纲要大致勾画出了全省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

　　党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为群众服务

　　到1956年，湖南省党员人数已由1949年的23,000多人，增加到282,000多人，建立了18,000多个支部。

　　在肯定了党组织建设成就的同时，周小舟也没有避讳问题的存在，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为群众服务的。但是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却不能经常地关心群众利益。例如某些工矿企业不注意工人福利，过多地加班加点，忽视安全，对工人住房、食堂关心不够;有些机关不关心广大干部的生活福利;有不少工作不仅不能便民利民，而且使得群众很麻烦，很不方便，连腊肉、电影票也有强迫推销的现象。”

　　湖南省委领导认为，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不仅要完成数量，尤其要保证质量。

　　在干部工作方面，要继续大胆地、正确地挑选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对干部的考察了解，不断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更加充实各方面的领导力量。

　　在思想工作方面，必须对干部认真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加强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教育党员和干部虚心向群众学习，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调查研究。

　　为了适应新情况，必须调整组织机构，减少层次，把领导向下延伸一步，使领导机关更加接近实际，接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现象;并且随着组织机构的调整，改进领导方法，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明确地抓工作重点，又要围绕中心推动各方面工作，深入重点，发现和创造典型经验，推动和指导一般，经常派人下去巡视检查，使党的决议能够切实地、正确地贯彻执行。

　　1956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湖南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大会总结了最近一年的工作，讨论了当前各项工作，明确了我省今后总的任务，并且为完成这个任务而确定了许多措施。这就使全体党员、全体干部、全省人民更加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因而积极行动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建设事业继续胜利前进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湖南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果。会议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这个主题，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对于夺取全省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部署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工作，从而为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描绘着三湘四水的强省之梦。”夏远生说。

　　【红色发现】

　　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党代表

　　刘玉娥

　　1952年，出于对毛泽东主席家乡的热爱，我跟随姨父来到了湖南。53年我考取了湘潭纺织印染厂，被送到裕湘纱厂学习。我比跟我一批进厂的女工晚到了23天，但因为学得刻苦勤奋，功夫不负有心人，43天学习期满考试的时候，我考了第一名，被评为优秀学员。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认为共产党把我们解放了，我们得为这个国家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所以工作起来很拼命，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工作时，也刻苦去钻研一些生产技术。我创造了细纱看锭全国最高纪录，效率是普通工人的3倍，其他各项生产指标都名列前茅。

　　1956年我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也因为这个劳模称号，我和厂长成为了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厂长坐着一辆老式美国军用吉普车到长沙，车里的凳子是两条，竖着排列，顶上盖着帆布。

　　进会场的时候被士兵拦住了，因为那年我20岁，太小了，不像代表。给他看了我的代表证，才让我进去的。周围的代表都议论说：“哟，这么年轻的代表啊!”后来，我知道，我是那届党代会上年龄最小的代表，那时，我的党龄才2年。

　　参加党代会，这么高的荣誉，这么好的机会，我本该发发言，但在那届会上，我没有发言。虽然之前也参加过全国的劳模大会、青年大会，会上的发言也很受欢迎，但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党的会议，和那些老革命坐在一起，心里确实有些紧张。而且，那个时候只知道埋头苦干搞生产，对党的一些事务，也并没有后来那么清楚。

　　大会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当时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年龄大小、不论党龄长短，都应该用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以党的纲领路线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指导自己的工作，要以服务人民为第一要务。

　　开完会回去后，我因此更加拼命工作。2年后我就转了干，前后4次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得到表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亲切接见。

　　后来我担任过印染厂的团总支书记、车间党总支书记，厂团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文革期间，我是湘潭市被游街时间最长的干部。虽然这样，但依然努力工作，没什么怨言。1971年，我被调任中共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2年后，也就是1973年3月调到省里被选为团省委书记，5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分工主要抓经济工作。1978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第七、八届副主任。由于党的教育培养、群众的信任支持，多次出席省党代会，担任十至十四次全国党代会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在这之后的事情了。

　　(本报记者熊远帆录音整理)

　　【历史链接】

　　1960年-1977年间的中共湖南省党代会

　　1.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60年3月12日至27日在长沙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97人，候补代表57人，代表当时全省62万余名党员。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等各级干部2311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研究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张平化作了《在新的大好形势下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的报告。第二阶段主要研究今后3年规划，选举新一届省委。

　　这次大会试图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但是，会议对形势的判断和制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和工作部署，在实际上反而助长了以“共产风”为主的几股歪风。

　　2.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出席会议代表920人，代表全省101.9万名党员。

　　会上，华国锋致开幕词，并代表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在分析全省政治经济形势和制定今后任务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稳定全省局势和发展全省经济的主张和措施。但在总的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实践，贯穿了“左”的指导思想。

　　3.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7年 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990名，代表全省170多万党员。毛致用代表第三届省委作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反对和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南的帮派势力的斗争经验，讨论制订了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

　　湖南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湖南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全会总结了反对和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南的帮派势力的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选举了新的省委，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为湖南新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但是，由于全党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没有完成，“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继续贯彻执行，受此影响，这次党代会还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而又束缚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给以后湖南党组织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班子名录】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会(1956.7-1960.3)

　　第一书记周小舟(1959年9月免)

　　张平化(1959年9月任)

　　书记周里周惠谭余保徐启文胡继宗李瑞山华国锋(1959年9月任) 于明涛(1959年9月任)

　　常委周小舟周里周惠谭余保徐启文胡继宗李瑞山于明涛晏福生唐麟章伯森张孟旭万达罗其南秦雨屏(1957年12月任) 张平化(1959年9月任) 华国锋(1959年9月任)

　　第二届委员会(1960.3-1970.11)

　　张平化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周里、周惠、谭余保、徐启文、胡继宗、李瑞山、华国锋、于明涛当选为省委书记，省委常委除以上人员外，还有晏福生、万达、罗其南、张孟旭、章伯森、秦雨屏、郭森、苏钢。在第二届省委任期内，至1966年9月前，省委常委先后增补了王延春、陈志彬、龙书金、胡耀邦、赵冰岩;省委书记处先后增补了万达、张孟旭、王延春、胡耀邦;1964年5月增补章伯森、苏钢为候补书记;1965年5月，王延春任省委第二书记，1966年6月至9月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第三届委员会(1970.11-1976.10)

　　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张立宪、万达、刘善福、李振军、赵广恩、罗秋月(女)等9人当选为常委，经报中央批准，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第四届委员会(1977年10-1985.6)

　　毛致用为省委第一书记，万达、张立宪、孙国治、刘夫生、赵处琪、王治国、董志文为省委书记，毛致用、万达、张立宪、孙国治、刘夫生、赵处琪、王治国、董志文、童国贵、罗秋月、石新山、张文光、曹文举、刘春樵、刘玉娥(女)、邓有志、石玉珍(女)为省委常委，赵处琪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第四届省委任期内，先后增补周里(1979年4月)、焦林义(1979年12月)、熊清泉(1983年1月)、刘正(1983年1月)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增补徐天贵(1979年5月)、纪照青(1979年5月)、刘世洪(1981年1月)、王向天(1983年1月)、尹长民(1983年1月)、黄道奇(1983年1月)为省委常委。

(责任编辑：杜伟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