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6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1921-1949）

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右起：二为黄日葵，三为李大钊，七为张申府，九为邓中夏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从理想主义开始

　　1921年前后，在中国最激进最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也是社团组织林立。除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有山东籍学生组织的“曙光社”、由郑振铎、瞿秋白等成立的“人道社”，在长沙有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在天津有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等。

　　五四之前，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悉数在中国的知识界登场;五四之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时兴最流行的西方思想，已是社会主义思潮。有人研究1920年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发现所有找到的400多种之中，居然有一半多“带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他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上海，开始在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同他一样热心做这件事的，还有一批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家、却分属各个阵营的人物：李汉俊、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

　　当然，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内容庞杂，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支。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但限于通讯条件和各种封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未马上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无政府主义”。

　　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有别于今天。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原义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这种“无政府主义”也被按照音译称为“安那其主义”，它的影响之大，不仅仅“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者王光祈是坚定的安那其主义者，就连后来众多的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恽代英、李达……都曾信仰无政府主义，连毛泽东本人也曾是无政府主义的粉丝。有人研究，在中共一大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中，至少22人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当年，正是对“安那其主义”的热烈信仰和美好憧憬，让王光祈和李大钊走到了一起，共同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然而在1918年的冬天，王光祈已经感觉到，李大钊正开始“向左转”，他已经渐渐将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视为通向世界大同美好理想的光明大道。本来，按照少年中国学会当年的约定，他们聚在一起，“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是以不投入当下的政治活动为原则的。有一条对会员的规定就说，会员除了不得嫖娼赌博外，还不得“接近政党”，就是为了让大家沉下心来研究真实的学问。

　　但是对于李大钊这样的热血知识分子，他研究从西方舶来的学说，目的是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怎么可能要求他置身于中国政治风潮之外？

　　李大钊，认识他的人，说他“诚实，谦和，”“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洋溢着挥舞泼洒、几乎破纸而出的澎湃激情，那才是他的真实心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一种必然。

　　或许我们可以以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的心路变化为例。与李大钊不同的是，陈独秀的性格，是一种由内及外始终如一的炽烈。当1918年底“一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向世人许诺一个战后的各国平等的新秩序，以自由、人权和公义取代暴力和权谋时，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一样欣喜若狂，以为正义将战胜强权，他赞美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数月后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利益被出卖，原来属于德国的青岛被转给了日本人，陈独秀转而痛斥威尔逊是说大话骗人的“威大炮”。

　　历史学家陈永发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从深切的期望回到丑恶的现实外交，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陈独秀一样，很容易便转身拥抱批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应该推翻。“他们原来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其中的血腥恐怖不足为法，”但现在他们又发生了以下疑问：“苏共如果不采取暴力手法，俄国的专制腐败政权会自动坍台吗？苏共如果不实行专政，新政府在内有资本家反对，外有协约国武装干涉的情形下，能够轻易站立起来，而且屹立不摇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重新估价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了。”陈永发写道。

　　书生走向革命：转向共产主义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促进这些当年的安那其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转化的另一个因素。

　　所谓“工读互助团”，是安那其主义者们的一次社会实验。1919年冬天，在王光祈的积极推动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成立起“工读互助团”，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基本废除私有财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半工半读。无政府主义者们把这个实验看得非常重，认为工读互助团发展到一定数量，可以向资本家施加压力，进而改造整个社会。

　　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马上就遇到现实问题：他们赚不到钱。这些学生出身的青年们，靠洗衣服、开饭馆、放电影等连自己都养不活。仅一个多月，就开始运行艰难，最长的工读互助团，也顶多坚持一年，便烟消云散。

　　在今天看来，但凡有些生活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出当年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想法有多么天真，不切实际。但对于当年的这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开始寄托希望太高，打击就尤其深重。他们认为，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是这整个社会，而要改造整个社会，就要改造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制度。这就要发动革命。

　　1920年3月23日，也就是在工读互助团的第一组解散的当夜，受到巨大冲击的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换而言之，工读互助运动不可能成为“新社会的胎儿”，对于改造旧社会，它的影响异常微弱、渺小。

　　那么，该怎么办呢？8天之后，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将目光投向了苏俄。

　　我们从另一位工读互助团的成员施存统当年的文章中，也可以读到这样的心声：“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施存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因此，陈永发这样总结道：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们看来，“打倒这些（拥护旧的经济基础的）旧势力和恶势力，流血暴力势所难免，因此不应规避。原来，因为主张暴力革命和流血奋斗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而遭受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者排拒的马列主义，在这种逻辑推论中，便不再受反对了。”

　　在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上，王光祈的发言冷静却强硬，“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违背此项精神者，即作为违背学会宗旨，请其出会”。然而在他的心里恐怕已经感觉到，这批信仰共产主义的会员的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阻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