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岛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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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匡杰 |
案例
女同为改变自己尝试一夜情
拉拉，女同性恋的别称，24岁的SUN目前正在读研，眉目清秀却打扮中性，从高中确认了自己的性向之后，她曾交过4个女朋友。在从女孩成为拉拉的这个过程中她曾自我否定，试图交往男生，但失败；初恋女友结婚后再次选择“变回”女人，但两个月后再次失败；为了试探自己能否真的和男人在一起，她甚至尝试过一夜情。而现在她已经确定，即使独身也不会选择与男人结婚，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她需要比男人更努力。
确认自己是女同后放松了
“从我确定自己喜欢女生后，我就一直在向我的家人灌输一种想法，那就是即使不结婚我也可以过得很好，让他们放心。”SUN 第一次向家人表达这种意愿时是在高一的时候，那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女孩，“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特别想跟她在一起。”SUN 说虽然自己从小就是男孩性格，但从没想过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我也奇怪，只想跟她做好朋友。听说小妍要转学时，我哭得稀里哗啦，每周翘课坐两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小妍的学校看她，花光所有的生活费给小妍买礼物……我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学期，后来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别再骗自己了！你为她做的这一切根本不可能是纯粹的友情了。"听了朋友的一番话，SUN 说自己突然释然了，“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遇见她，也会有别人出现的。”SUN 说最终虽然没有和小妍走在一起，但遇到这个人却改变了她对自己的认识。
曾3次尝试变回“女人”
SUN 说，确认自己是女同对她而言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真的试过很多次，我没有办法跟男人在一起。”
“上高中时虽然一度确认了自己的性向，但为了说服自己喜欢小妍不是偶然，我也曾努力尝试过。”SUN 告诉记者，自己在高三时，交往过一个男朋友，那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试探一下自己是否能跟男人谈恋爱。虽然男友对她非常好，但SUN 却发现自己只能和这个男孩子做朋友，甚至连牵手这样简单的动作都会抗拒。“觉得一跟男人亲近就会难受，随后就找了个理由跟他分手了。”
“第二次尝试，是在小妍去年结婚以后，那时候我刚好跟大学的女友分手，而且家人也开始关注我的感情生活，所以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按照父母的意愿去生活。”穿高跟鞋、涂指甲油、甚至开始学着化妆，刚开始的一个月SUN 还沉浸在女性世界的好奇中 ，但新鲜感一过 ，她就开始怀念过去的生活。“我发现我可以像普通女孩儿那样生活，但却不能跟她们一样喜欢异性。现在想想有些傻 ，但那时候为了试探自己的底线，我甚至尝试过跟男人一夜情，但那个过程就像受罪，从那之后，我就完全放弃这个念头了。”
最坏的念头用离婚换取自由
“我不会向家人坦白自己的身份，因为我妈一定会疯掉 。如果有可能我会选择独身。”SUN 说虽然从小自己就有男孩性格，但家人从来没有质疑过她的性向，而且父母对于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她一直也抱有很高的期望。
“如果单从我的角度来说，宁可自己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和男人结婚。”但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失望，SUN 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到了年龄，家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或许会结，但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在那段婚姻里忍耐多久，我会努力坚持一两年，然后找个理由离婚，那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到那时候我就可以真正地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说这句话时SUN的语气里充满了向往。
张北川
张北川，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马丁奖得主。
形婚是压力下无奈的抗争
“同性恋是先天因素为主，就像一个鸡蛋，你可能孵不出小鸡，但是绝对不会孵出一头小象。在不同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时代背景下，这个人群所占人口的比例，是相对恒定的，是2%～5%。”
35岁的王洋一直拒绝婚姻，他是个白领，有良知，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年中秋回家，母亲领着他给父亲上坟。母亲在坟前嚎啕大哭，说如果他不结婚，她就在坟前一头撞死。在这种情况下，当儿子的满脸痛苦，没办法点了头。
“对于男同这个人群，婚姻压力可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情况有很多方法来避免，形式婚姻是在特殊文化背景下、特殊时代里，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张北川说。我国权威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上提到一个调查结果，说90%以上的男同，或迟或早会进入婚姻。张北川做过多次调查，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志，半数受过大学教育，结果80%已经结婚，或有可能结婚。
“但中国的主要人口还是农村人口，在农村不结婚，会被看成有病。”张北川告诉记者，形婚既是无奈的，又是积极的。他在1996年就接触过形婚，两人周末时互相到对方家里看看父母，缓解了很多压力。“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形式婚姻还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人们很难找到对方。”
很多同志给张北川写信，说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善良女性，形婚就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伤害。这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压力下，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的方法。“形婚是无奈之中的一种抗争方式。有一些形式婚姻处理得比较好，有一些并不是那么乐观。”张北川认为，形式婚姻有时候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可以想象，这种快乐和一般男女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快乐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对于形婚，我们既不应指责也不应反对，对是否选择形婚是个人权利。”
“同性恋这个人群，和普通人群没什么两样，我们怎么看待左撇子，怎么看待一个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就可以怎么看待他们。”张北川认为，中国这个人群的状况，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平行的。张北川经常劝GAY，不要结婚，但是他从来没法劝农村的男同。在农村，“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观念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所以张北川经常强调，要改变的不是GAY这个人群，而是落后的国情。国情改变了，这个人群获得了自由、解放，不再有压迫，社会平等了，很多问题自然就消亡了。
还有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越是被挤到墙角，划入边缘，越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这个圈子里的越轨行为要比一般人群中多。比如圈子里面“黑吃黑”。一个男同对对方很好，却被诈骗了六万块钱，还不愿意告他，不希望对方有污点。还有的人认为这个圈子非常乱，同志频繁更换性伴侣，或是一个人有多个性伴侣，伤风败俗。
不要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画等号
张北川解释出现多个伴侣的原因是：“这首先是社会原因引起的，社会破坏了人们发展良好情感的基础，在一个无保障条件的社会里面，出现这种多性伴关系是必然的 ，其次，有生物学的原因，与雄性的特点有关；还有心理因素，有些人适应了这种关系，就觉得这样好。需要知道，女同就普遍性伴很少，甚至少于许多一般女性。”
张北川提出，我们的社会主流支持一般男女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男女的越轨行为，更何况同性恋人群。如果设立反性取向歧视的法律，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社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情况会好很多。
在成年男性中男同所占的比例大约是成年女性中女同所占比例的一倍，中国大约有1800万男同，900万女同，男女同性恋者接近3000万。在中国，万分之七的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2008年至2009年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检测中，男同的感染率在 5% 左右，是正常人群的70倍。因此，很多人潜意识里把同性恋和艾滋病画等号，对他们避之不及。在记者近日的采访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认为只要是男同就会携带艾滋病毒而恐惧他们，是非常落后的观点。”张北川告诉记者，嫖娼者、女性性工作者，都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和艾滋病关系最密切的几个人群，第一是多性伴，第二是没有安全保护的性行为。实际上，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和一个健康人，一次插入性性交感染的概率不过千分之二。全程使用安全套，可以把这个概率降到极低极低。但是由于前文提到的原因，相比而言，男同的性伴数量要明显的多，在异性恋男子中，多性伴的概率是6%，而男同可能会高达80% 。这种情况必然造成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发病率高。
近几年，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同性性行为”一项的名次越来越靠前。实际上这也是不准确的。早在1990年，北京就出现了艾滋病晚期的男同，换句话说，1985年，艾滋病毒就进入了中国的男同群体 ，而在男同中大规模开展艾滋病防治及研究才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张北川介绍说，我国最早的艾滋病感染者是在云南的吸毒者中发现的，所以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一度占全国被发现者的80% ，但那时不知道男同的情况。后来又发现了河南的卖血问题，国家出台了《献血法》控制其蔓延。我国的女性性工作者中，艾滋病的感染率一直在1%左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男同中的艾滋问题就日渐突出了。“并不是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是以前没发现。”
吴幼坚
吴幼坚今年已经64岁，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同性恋儿子的母亲。2004年她的儿子郑远涛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成为广州第一位在电视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人 。而在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接受南方电视台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2007年，花甲之年的吴幼坚在网上开通名为“三色堇吴幼坚”的博客，至今博文800余篇。
A 因为理解所以接受
6月25日凌晨，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人在广州的吴幼坚女士。
“儿子跟我说明性向之前，我正在《源流》杂志做编辑，那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纪实文学的东西，于是找了很多这种类型的书来看，其中一本就是方刚记者的《同性恋在中国》，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了同性恋在中国的状况，但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出柜。后来，李银河出了一本书叫《同性恋亚文化》，我也看了，这两本书对于我日后坦然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打下了很好的底子。”
吴幼坚告诉记者，读这两本书的时候，自己从来没见过同性恋，所以一直都是在比较单纯的阅读。“明白了同性恋都是自然生成不可选择的，占人类总数的3%到5%，所以我们不能以人数少而歧视他们，应该平等对待。”那时候的吴幼坚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身边也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自己一定会很坦然的接受，但那时候她完全没想过自己的儿子会是同性恋。
“远涛他很懂礼貌爱干净，做什么事都很出色，那时候我还一直以自己胎教做得好而自豪。其实儿子那天晚上告诉我也是个偶然，之前是没有计划的。”吴幼坚说自己的家庭非常民主，一直以来她和儿子都是像朋友一样的交谈。而1999年儿子的生日前夕的那个晚上，她跟往常一样跟远涛聊到了自己最近的工作和思想状态，说了很久之后，儿子突然说：“妈妈，你这么信任我，什么都对我说，我想有些我的事也应该让你知道。”“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喜欢的是男孩子，他知道自己是个同性恋。当时我虽然有些意外，但也平静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先前了解了那些知识，所以也没觉得什么，我记得他说完之后已经是十点多了，我对他讲：‘很晚了，我明天还要上班，你要上学，我们去睡吧。’”
过了两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把儿子的事告诉了丈夫，“他一开始还以为是孩子小不定性，长大就好了。但我告诉他我和儿子谈过了，他是同性恋，以后也是不会改变的。听完这话之后，他想了一下，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说：同性恋就同性恋吧，那也没什么。”至此，在这个民主的家庭里，儿子的性向从此不再是秘密。
B 享受每一天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吴幼坚接受记者采访时是午夜凌晨，很难想象一位64岁的阿姨，到了这个时间还在工作。她当时正在接听同性恋亲友会的热线电话。每周一、三、五晚上10时到12时，热线电话会由吴幼坚亲自接听，从2008年8月29日开通热线到现在，已经坚持了近三年的时间。“到2011年6月8日止，我总共接听386期共1552个电话。国内各大城市都有电话打来，也有来自西藏 、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在美国、意大利、丹麦和比利时等国读书、就业的海外华人也有来电。”吴幼坚告诉记者，除了这条热线，这些年通过信件、面谈和博客与她联系的求助者已经不计其数。
“你要采访什么问题，现在就说吧！”6月24日晚上11点半，记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打通了电话，考虑到时间太晚，记者原本是想约定次日的采访时间，但吴幼坚却提议记者直接采访：“明天已经约了几个同志家属见面，而且还有一些下周出去开会的材料要准备，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安排了。”她告诉记者，退休后自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同性恋及其亲友的工作中，“我六十岁开始学打字，博客开通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多篇博文，几乎每天都在更新，为了能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同性恋人群，我还开通了微博。”
接待访客、回复邮件、接听电话咨询、整理资料、组织亲友恳谈会几乎成了吴幼坚生活的全部，但无论多忙，她都会坚持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园跳舞。“工作是做不完的，如果不定下这个时间，每天的事情是让我无论如何都脱不开身的。我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对博客和邮件上那些急需回答的问题进行回复，然后十点前准时出门，去公园跳舞。”吴幼坚说自己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以便更多更好地完成工作，也会让其他同志的亲友们更有信心。“其实我知道很多人说我站出来支持儿子是迫不得已，其实自己压力很大心里很苦，可越是这样，我就越要让他们看到我的真实感受。在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会尽力地跳，开心地笑，我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的这份开心和自信让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羡慕！”
C 如何劝解：首先要知道这不是病
“很多人认为要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极难，其实关键在于想通想透四个“事”：同性恋不是坏事、错事、丑事，那就没事。”
“一个同志的妈妈，网名为浪漫转身，她的儿子从十五岁向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当时她完全不能接受，终日苦恼，直到五年后在网上找到了我的博客，跟我沟通后受到启发、豁然开朗。现在不光自己开博客支持儿子，还创建了多个同志父母群，帮他们解除困惑。不过像这样真正能够坦然接受的还是少数。”吴幼坚告诉记者，一般来说通过电话求助后，同性恋的亲友们态度多少都会有些改变，但具体持续的效果则是因人而异。
对于同性恋的亲友的求助，吴幼坚一直坚持让他们理解“四个事”：“首先应该知道让他们知道同性恋不是病，这是一个交流的大前提。有人就说了：‘你又不是医生，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我的确不是医生，但你也不是，中外的科学家都认同了，你有什么资格质疑呢？既然不是病，也就不存在看病，所以也无法改变。其次就是这不是坏事，如果是坏事，国家为什么没有设立任何法律去制裁呢？同样这也不是错事，因为这是天生的，所以同性恋是没有错的。最后就是不是丑事，怎么就会见不得人？那都是落后的思想了，要尊重人的个性，只要自己不认为是丑事就行了。”
谈到大众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吴幼坚表示面对误解不能责怪。“媒体相关报道甚少，所以大众不理解，我们不能责怪；而同志对这些言论的猛烈抨击，也应该从正面来说服；作为同性恋的亲友则应该学会理解，无论是对同性恋还是反对者，都应该宽容一点、耐心一点，不要轻易灰心。”吴幼坚告诉记者，同性恋亲友会的核心理念只有七个字：爱是最美的彩虹。而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大众的接受做铺垫，“只要不停关爱彼此进行沟通，我相信用爱可以感动世界。”（黄默 田歌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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