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
作者：劳佳迪
东方IC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昨天，对“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责任方满腹疑云的公众终于迎来了一个确切说法。据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披露，雷击导致的红绿信号灯错乱，是D301追尾D3115的原因。
信号灯设计缺陷代替“雷击说”，成为官方对事故解释的最新版本。对于设计方，虽然安路生只用“一家北京研究院”含蓄带过，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简称通号院）随后的一封公开道歉信主动将最后的面纱揭开。
于是，这家原本低调至极的设计研究院的前世今生，连同它背后“大树”的荣辱兴衰都突然暴露在镁光灯下，被公众连根拔起。
母公司是“铁路业移动”
在北京四三环南段，千夫所指的通号院只是一栋地处偏僻的六层楼房，不太起眼。昨天下午3点，在媒体“围剿”下无法再保持缄默的通号院在公司东侧一家酒店接见了各路记者。但这次短暂亮相却因其党委宣传部部长田振辉的闪烁其词而招致更多非议。
“我确实不太懂技术，怕给大家带来误解。”在回应现场媒体关于事故所涉设备的追问时，这位发言人支吾以对。她强调“要等国务院调查结果，我们也在自查，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截至发稿，记者未在其官网看到任何自查结果。今早记者还试图连线通号院法人代表张海丰和公司主管宣传的相关部门，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不过，在舆论的穷追猛打下，它的背景轮廓也逐渐清晰。
通号院，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通号股份）全资子公司，注册成立于1994年。当时经铁道部批准，由通号股份的前身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独资4000万元设立。
而通号股份在铁路通信界的强势堪比通讯界移动、联通，几乎掌控着中国高铁建设的神经中枢，京津、沪杭、沪宁、京沪、哈大、武广等高铁建设相关通信信号系统的项目中，无不闪现通号集团的身影。
如果追溯股份制改革前的历程，可以将通号院源头定格在1953年。至今，通号集团从铁道部获得的科研经费，相当一部分就下发至聚集了在铁路系统技术评审中有发言权的专家的通号院。
遍布全国的致命设计
2005年，当通号集团中标甬台温线通信信号集成商，设计重任也就自然而然落在通号院的肩上。据资料显示，整条线路CTCS-2级列控系统，即由通号院规划调试，直至完成。其中，地面设备中的列控中心、站间列控安全信息网络、ZPW-2000A轨道电路、LEU、点式应答器等设备组成，主要产品均由通号院引入外国技术后自主研发。
据安路生披露的解释，7月23日晚雷击造成信号机出现电路故障，由通号院提供的产品包括，感应列车行进位置的点式应答器与接收其信号的LEU装置，以及连接这些设备、深嵌在轨道中、进行电信号传输的ZPW2000A轨道电板。
令业内人士恐慌的是，鉴于通号院独特的铁路系资源，甬温线只是掀开了产品应用的冰山一角。根据通号院官方资料显示，公司承接了国家高速铁路通信信号系统集成的建设任务，已经完成了京津、武广、合武、石太、温福等时速250km至350km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列控系统的建设项目，正在开展沪宁、沪杭、京沪、哈大、广珠、广深港等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列控系统建设项目。
由该院自行研发并成功实施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编组站自动化控制系统（CIPS）已经在成都北、贵阳南、武汉北投入使用。该院还承担了国内外十多个城市轨道交通的通信、信号、综合监控和AFC等系统工程设计项目。
而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推进，通号院更是走出国门，实施了麦加轻轨、沙特高铁、伊朗德黑兰地铁、坦赞铁路、尼日利亚铁路、朝鲜平壤地铁等国际项目。据2010年通号院应收账款单据显示，中国所有大区铁路局，大型城市的铁路分局，都与通号院存在一年期或两至三年的债务关系。
高铁利益王国一角
通号院究竟有何能耐，吞下中国铁路版图如此幅员辽阔的设计权限？按照通号院自己的说法：1953年以来，它将70余项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首次应用于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拥有34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30个软件产品登记证书；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6项；获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33项。
不过，比这些光环更闪耀的，仍是作为它幕后庞然大物的通号集团提供的高贵血统。事实上，通号集团虽在2000年与铁道部脱钩，转而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大型央企，但它与铁道部难以撇清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是通号旗下全资子公司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原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原天津铁路信号工厂）等企业原本亦归属铁道部，至今仍接受铁道部监督检查。
2008年5月，通号集团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作为联合体，与沿海铁路浙江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建甬温线的工程合同。也正是这张价值5亿元的合同引爆了公众的信任危机。
集团嫡系通号院设计的CTCS3代系统，在国家批准立项后，由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迅速完成，用于30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列控。列控信号的传输设备，包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ZPW-2000A闭塞系统，GSM-R无线网络设备，亦由通号院完成轮廓。在北京、上海和沈阳的三家铁路信号工厂，这些设备在委托生产后，由集成商通号集团向通号院直接采购，由于铁路信号系统涉及特殊安全，依照法律可以只进行邀请招标。可以想象，通号院和通号集团的专家或其紧密合作者，在铁道部的技术评审会商中掌握一定话语权。
垄断触角伸向上游
垄断还悄然将触角伸向采购环节。当时在拿下系统集成的合同之后，通号集团按照惯例开始对工程进行分拆招标，中标单位包括世纪瑞尔、辉煌科技以及通号集团旗下的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通号院等十几家公司。但看似民营企业的辉煌科技、世纪瑞尔等公司也都隐现铁道部身影。Wind资料显示，在世纪瑞尔现任董事会成员中，董事尉剑刚曾担任过铁道部通信信号总公司的软件中心工程师。辉煌科技现任总经理郑予君更曾高居郑州铁路局二把手，董事长李海鹰也曾参加铁道部TJWX-2000型信号微机监测系统联合攻关组并担任攻关组组长。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高铁关联企业几乎一荣俱荣。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在A股市场上，25家主营业务涉足高铁产业链上市公司扩张曲线都因分享高铁盛宴而一路上扬。从2006年开始的连续五年内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962.93亿元，去年收入总和已高达1.18万亿元，相当于2006近3倍。2008年-2010年，这25家公司净资产之和也从1555.45亿元增长至2155.48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雁北说：“信号系统产品形成了一个利益圈，所有利益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来分配，作为竞争性产品却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完成竞争，从而导致了对其的管理和评价处于缺失的状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也认为，铁路部门在采购设备时使用企业内部、同行内部的设备，采购前后对产品质量的监控、监督是否按严格的程序进行，都应受到质疑。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成本失控、畸形定价与效率低下。
通号股份IPO陡生悬念
通号院的浮出水面，还为本身一马平川的通号集团整体上市平添了变数。据悉，三年前几乎被迫与中国铁通合并的通号集团，正是近几年铁路跃进的直接受益者，它无可撼动的垄断地位更确保了起死回生的可能性。
公开信息显示，2006年集团利润仅3亿元，营业收入42亿元；2010年，利润和营业收入均翻两番，利润12.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20.5亿元。仅仅2009年，其就签下了包括京沪高铁信号项目在内的190亿元的合同。去年底，通号股份诞生，集团整体上市被提上议程。
按照通号集团A股公开发募股票的计划，本身预计发募规模占发行后总股本25%，约40亿元。去年8月7日，国资委对整体改制上市的批复中还称，“支持（集团）三年业绩豁免事项和资产注入免税。”记者注意到，在名为“中国通号网”的官方网站上，已出现“投资者关系”一栏，在该栏目下，“基本信息”、“公司治理机构”、“法定信息披露”、“股票信息”和“投资者服务”等全部就绪。
志在必得的上市计划究竟会不会中途折戟？如果最终调查结果判定为通号集团承担事故责任的话，可能成为上市计划最大的拦路虎。
而尽管通号集团主要产品现今已占有市场70%份额，一些产品甚至超过95%，按照集团总经理马聘曾在签发文件中的说法，倘若不能实现整体上市，集团也就难以回避五大问题：一是该行业自有资金积累缓慢；二是组织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不优化，企业制度未建立；三是产品结构难以满足多样需求；四是研发与技术投入未达到一流水平；五是应对国际同行业跨国企业挑战能力不足。
通号院可能不复存在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通号集团的上市受阻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据多方人士的分析，如果安路生所言被之后调查结论证明确实如此，那通号院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公众责问，而很可能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于直接责任人，最高可判刑10年。
而据深交所规定，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最近36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第137条定义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刑法》还规定，对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企业，也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另一方面，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通号院可能涉及《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 《刑法》第146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根据《刑法》第146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有关责任人最重可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外，通号院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审判”。依照《铁路通信信号设备生产企业认定实施细则》，企业因产品质量原因造成责任特别重大事故的，应该被取缔特许生产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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