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美药业囤炒三七获利1.2亿 遭发改委提醒告诫

　　《瞭望》文章：康美药业“囤炒”三七之辨

　　在发改委整顿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大棒下，康美药业会不会成为那只用来“儆猴”的“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梁钢华江国成

　　1997年成立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美药业），正俨然成为中药材行业的“反面教材”。

　　7月中旬，因囤积三七获利1.2亿元人民币，康美药业遭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的“提醒告诫”。此后，康美药业不仅股价大跌，且遭遇社会的谴责质疑。

　　整个中药行业亦为之震动。特别是7月18日，发改委对中药材行业首次开出调控处方——责令54家囤积党参的商户限期限价限对象销售所囤积的100多万公斤党参。

　　发改委做出此种反应的背景是，中药材行业继1988年、1992年和2003年的三轮涨价后，其起自2009年的第四轮涨价风潮波动至今。

　　据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天气、游资炒作、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原因，中药材进入价格上涨通道。到2010年，全国537种中药材共有84%涨价，涨幅从10%到400%不等。

　　有业内人士称，此次中药材涨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近十年之最。

　　这个“涨”字，令中药材的相关产业链叫苦不迭，制药企业更随即将成本压力传导给下游的患者。一时之间，昔日以“廉”著称的中药变身“贵族药”，遭到公众“药你命”的诟病。

　　此种氛围下，康美药业对三七的低价购入、高位抛售、获取暴利，格外触动各方神经。

　　有人认为，康美药业此举无异于发“国难财”，是恶意囤积的典型；亦有观点认为，康美药业的获利，系其管理层专业判断、资金实力等的合理回报。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经典的商业获利案例，还是恶劣的扰乱市场行为？

　　高额获利

　　两年来，三七的价格攀升轨迹十分清晰：2009年，其价格大致是每公斤七八十元;2010年3月中旬，涨至每公斤300多元;今年3月底，则为每公斤近600元。

　　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向媒体表示，中药材价格出现的非正常暴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蓄意囤积使然。

　　据发改委公布的数据，康美药业2009年购入三七660.7吨，库存58.04吨，全年累计囤积达到718.74吨。当年，公司对外销售三七仅88.1吨，生产自用65.6吨，截至2009年12月31日，还有库存565.04吨。尤其是当年1~9月份，仅对外销售2吨。

　　而由于2009年三七主产地云南省文山州大旱，导致当年全国三七的产量仅为3000吨左右。这意味着，康美药业购入的三七占到市场总额20%以上。

　　2010年，国内三七价格一路上涨，康美药业将购入的三七全部抛售，从中获利1.2亿元。

　　资料显示，中药饮片分装原是康美药业的主业，但目前已将重心转战贸易，并将其拓展为第一收入来源。

　　2010年该公司年报显示，来自中药材贸易的营业利润达5.86亿元，占公司去年全年净利润的82%。查阅该公司近年来的存货可以发现，存货分为原材料、库存商品、自制半成品、在产品、周转材料等，其中2009年底原材料账面价值为9116万元，到2010年6月底为11982万元，2010年底更是达到16790万元。

　　许昆林透露，发改委已重点对康美药业2009年涉嫌恶意囤积三七药材的情况进行专项调查，“情况据查属实”，至于下一步的处罚，正在研究之中，“我们先是依法予以提醒告诫，处理也将依法进行”。

　　连日来，本刊记者多次联系采访康美药业总经理马兴田等负责人，均被婉拒。对于公司是否因囤积暴炒而受到政府处罚时，公司一员工反问：“你看我们公司的股价有受到影响的迹象吗？目前经营一切都很正常。”

　　在康美药业的总部所在地——广东省普宁市，一位干部向本刊记者评论道，作为一家提供治病救人物资的上市公司，康美药业理应在履行社会责任上作出表率，但其蓄意囤积暴炒事关百姓民生的药材，其逐利的本性显然大大掩盖了本应担负的企业良知。

　　也有人对康美药业抱屈：康美药业的管理层不过是有一定远见，看准了一轮上涨的趋势，并很好利用了价格波动，为公司股东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游资囤炒？

　　“作为国内大型的中药饮片企业，康美药业每年利用三七数量仅为100吨左右，而2009年囤积量却是这一数字的7倍多，存在明显的囤炒行为。”中国银行广东揭阳分行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那么，三七等中药材为何会成为游资追逐的目标？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孙雄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药材不像一般生鲜农产品，其在适当温度下能够存放较长时间，故具有极大的囤积空间。“一些贵重药材，如西洋参、太子参，可在仓库，特别在冷库里存放几年时间而不变质。期间，库存中药材可以囤积居奇，也可以不停易主升值。还能发展深加工，投资者能从容根据市场行情灵活经营，或囤货或抛售。”

　　孙雄说，比如三七等被暴炒的商品，其往往总产量不大，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极易出现供不应求，于是，少数有经济实力的公司或个人就可以轻易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普宁市药监局原副局长陈德丰告诉本刊记者，当前，从中药材种植、加工到流通等各环节，都存在炒作的迹象。“有些企业甚至早早挤入种植环节，提前控制药源。有的甚至把中药材种植的种苗收购起来烧掉，制造市场短缺局面，从而抬高价格。”

　　陈德丰说，中药材原本纳入国家计划监管，后按市场经济模式管理。“由于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已介入到整个产业链条的炒作，国家有关价格监管部门也力不从心。”

　　本刊记者获悉，当下，部分药企为扩大仓储能力，正以各种名义加快在全国各地扩建仓库、园区。

　　以康美药业为例，其目前已在普宁市建成占地数百亩的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并拟规划发展占地逾1000亩的康美国际中药港。另据康美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营运副总监周俊丰介绍，康美药业公司还在安徽发展一个占地1500亩的专业市场，届时将成为全国最大。“当前全国有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现在很多已纳入康美的收购计划。”

　　“天价罚单”

　　广东省物价部门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在当前价格形势下，有必要依法运用天价罚单震慑不法分子。

　　根据现有《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如果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可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本刊记者在康美药业总部所在地——广东普宁市采访发现，对查处惩罚康美药业的囤积炒作行为，当地政府部门显得较为消极。

　　有监管部门人士透露，前述规定看似严格，但由于法规对具体行为定义较为模糊，实施时往往很难下“重手”。而像康美药业等龙头企业，更常常因牵扯所在地方等的各种利益，令监管部门投鼠忌器。

　　广东省揭阳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建议，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时，物价部门应设定囤积的高位，如不应超过自用量的3倍，针对人手有限的情况，应设立高额奖励举报制度，鼓励各界人士举报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行为。物价部门根据提供的线索，一经查实，可从没收和罚款中拿出一定比例重奖举报人。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应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的约束监督作用，鼓励会员遵守价格法规，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联手投机或合谋涨价。这次发改委公开曝光康美药业的炒作行为，让其暴露在阳光下，起到了很好的震摄作用。

　　议论纷纭中，中药圈人士大多在猜测：在整顿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大棒下，康美药业会不会成为用来“儆猴”的“鸡”？□

　　《瞭望》文章：比打击游资“囤炒”更重要的

　　“廉价”中药变身“贵族药”的新闻占据媒体版面已有时日。

　　联系“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民生之痛，此次的“药你命”似乎更令公众无奈——绿豆、大蒜、生姜或可暂时不买，生了病，对症的药总不能不吃。

　　于是，有关部门顺应民意，以责令销售、点名批评等方式，流露出对这一轮始自2009年的中药材涨价风潮的干预之意。

　　相信此举能收获公众的掌声。毕竟，一旦出现价格的暴涨，总会有人呼吁“行政”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发挥作用。

　　同样相信在强势的行政力量下，有关部门的意图一定会被大多数企业知趣地收入眼底，中药材虚高的价格势必应声回落。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调控价格只能收短期之效，要想让中药材价格长期稳定，最终还是要从供求关系这一根本命题上做文章。

　　近几年来，由于种植中药缺乏足够的政策扶持，在一个长达数年的中药材收购价格低谷下，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一再降低。有调查称，以三年生的党参为例，从种到收，一亩党参需要60个工，假设一亩党参收入1000元钱，那么同样是收入1000元钱，种马铃薯只需要15个工，种玉米花费的时间则更少。显然，在没有适当补贴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不愿费时费力去种中药材。

　　而伴随公众对中医药的认可，保健品、饮料、美容等行业纷纷扩大对中药材的使用，中药材市场需求近年来一路走高。

　　在这一减一增的作用下，中药材的涨价似乎合情合理——毕竟，涨价的真正原因只能是需求太旺，试想，倘若没有真实需求的支撑，商家怎敢擅自提价、囤货？

　　当然，笔者不是否认游资在中药材市场里的兴风作浪，只是认为，中药材的生产并不具备太高的门槛，只要中药材市场的供给恢复充足，那么，游资就很难通过囤积炒作，长期左右中药材价格。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需求旺盛是现实的存在，那么，唯有从恢复供求关系平衡着眼才能真正破解价格高悬的命题，而单纯地对部分中药材实行价格管制，很可能是史不绝书的饮鸩止渴——挫伤农民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进而恶化供求关系平衡的恢复。

　　“米贱伤农”、“米贵伤民”的矛盾，已经困扰中国2000多年。此次中药材的涨价，不过是这对矛盾的变种，内在逻辑实无二致。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多数、小农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有关部门如何通过政策安排，降低药农的经营风险，进而满足中药材市场供应的“本”，显然比打击游资炒作更为重要、更见功力。□（文/张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