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日索赔多位原告去世 2014年一审判决(图)

2011年7月27日，成都人民公园，“成都7-27大轰炸”受害者家属打出“要和平不要战争”横幅 摄影记者 王效

　　重庆大轰炸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华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了疯狂的政略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200余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史称“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包括“成都轰炸”“乐山轰炸”“自贡轰炸”和“松潘轰炸”。2006年10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就“重庆大轰炸”诉讼案进行法庭陈述。（新华社）

　　写在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66周年之际

　　2010年12月22日，88岁的成都老人马松荣面容平静地离开了世界。这位因日军当年轰炸成都而失去右腿70年的老人，终于去了天堂。老人离开数日后，57岁的女儿马建群在家中偶然找到了那本《成都大轰炸》。在马松荣离开半个月前，他曾天天躺在床上反复翻看这本292页的书。老人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亲口听到日本政府因那场轰炸说一句“对不起”，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也没等到那个结果。

　　2011年7月27日，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举行成都“7-27大轰炸”70周年纪念活动。律师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从2006年3月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提起第一次诉讼至今，重庆、成都、乐山等地已有多位受害者像马松荣一样离开人世。当年民间对日索赔的原告共188名。但几年过去，仅重庆就有14位受害者离世。乐山、成都也有数名受害者去世，目前在世者的具体数据尚未完全统计。

　　再过一周，历史的日历又将翻到“8-15”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66周年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但对这场原告越来越少的民间对日索赔案来说，胜利依然遥遥无期……

　　成都

　　老人临终读物 292页的《成都大轰炸》

　　轰炸回忆

　　还我一条腿

　　《成都大轰炸》记载了马松荣在1940年遭受大轰炸的经历，标题叫《还我一条腿》。1940年，马松荣还是青春年少的18岁，为了补贴家用在街上拉黄包车。但青春的残缺却从1940年7月24日开始，带来马松荣以后70年的阴翳。

　　那一天，成都街头又拉响了日军空袭的警报。马松荣正好在位于西皇城边家里，于是爬到后院的一棵树上躲避。一阵轰隆隆的响声过后，依然抱着树的马松荣发现，自己右腿连骨带肉被炸飞了一半，只剩下血淋淋的大半截右腿。而邻居的脑袋也被炸飞了，树下还躺着七八个被炸死的人。之后，马松荣被送到了当时的法国圣修医院，右腿被全部截肢。这以后的70年，马松荣开始了他的独腿生涯。

　　2010年12月22日，冬至。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日军轰炸失去右腿的马松荣老人都会犯腿疼的老毛病，需要热水袋不停地敷才能缓解疼痛。但2010年的这一天，马松荣再也不需要热水袋了。这一天，88岁的马松荣老人喝了一杯豆奶，吃了一个荷包蛋以后，没有给一起居住的女儿留下半句交待，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根拐杖陪他20年

　　马松荣的家在肖家河街一个居民小区，一套二的房子不到70平方米，他已经和女儿女婿一起在这里住了十多年。老人下葬时，他的眼镜、热水袋、衣服等都已跟随他的骨灰长眠。这套房子里留下的，就只有他在临终前反复翻看的《成都大轰炸》以及陪他20年的老伙伴一根已经用到皮套磨破的拐杖。

　　女儿马建群记得很清楚，2009年，作为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她替父亲领到这本书。看东西有些模糊的马松荣已经很少看书了，但是他固执地戴上眼镜，开始认真翻看起这本书。平时，马松荣晚上的习惯是看电视。看《成都大轰炸》这本书时，他会把电视关了，不许人吵他。在马松荣临终前1个月，他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太好，在医院住院时，他叫马建群把书送过去。年轻的护士好奇地看老人叨念着的这本书，感慨道：“原来成都还遭受过大轰炸啊。”年轻护士的话看似无心，却让马松荣看上去有些不高兴。“虽然他记性变差，刚吃完饭没多久就忘了，但对以前的事情记得越来越清楚。”

　　上过私塾 又改行卖菜

　　看到电视里出现日本的画面，马松荣会突然发火，骂几句“日本鬼子”。看到有关抗战的电视剧，马松荣会突然兴奋起来。马建群的弟弟十几年前要出国，马松荣特别强调“不准去日本”。在马建群的记忆里，失去一条腿的马松荣很少再和子女讲述自己多年前的那场生死经历，但举手投足之间却已经将自己的态度表露无遗。

　　马建群知道，父亲小时候也上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马建群小时候，父亲曾暗暗叹气，如果不是那场轰炸，他的人生也许不会是这样。失去一条腿的马松荣行动不便，因此拜师学习了绣花，后来又改行卖菜，经常需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去进货。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进了蔬菜公司工作，直到1984年退休。

　　马建群清楚，父亲嘴上不多说，但内心对于当年遭受轰炸的恨意从未退却。2007年，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组建，她从报上得知后立刻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兴奋，原来遭受大轰炸过了几十年还是有机会讨回公道的啊。这让原本从未对此有过希望的马松荣精神起来，由于年纪太大又行动不便，他委托马建群代他加入索赔团，希望有生之年能听到来自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能得到迟到了几十年的赔偿。

　　何时有结果，何时是个头啊

　　2007年，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成立。2008年7月3日，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第一批受害者正式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起诉，并正式立案。2009年，《成都大轰炸》一书正式出版。重庆、成都、乐山……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开了10多次庭，判决结果却一直遥遥无期。一开始，马松荣每次都会问女儿，什么时候有结果。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到家里来搜集资料，马松荣说话时口齿会比平时更清楚。后来，一年一年，媒体记者、历史专家反复登门，对日索赔案依然没有结果，马松荣的情绪逐渐低落下去。“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马松荣主动提起成都大轰炸的次数愈加少了起来，也很久不再问女儿“什么时候判决会下来”了。马建群猜想也许父亲失望了，也看淡了。虽然，父亲老是翻着那本《成都大轰炸》，有的时候会突然沉默地摸着自己空荡荡的右腿裤管。再后来，马松荣平静地睡着了，只是再也不会醒来了。

　　“他不会忘记，这是一辈子的事。”父亲去世后在他床脚边找到那本《成都大轰炸》的马建群，没有把这本书烧给父亲，她把书保留下来，希望可以让家里的人都记住70多年前成都经历的惨绝人寰的大轰炸。有一天，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她想在父亲的坟前烧掉判决书，讲给长眠地下的父亲听。

　　“这一定是他想要看到的！”

　　乐山

　　四次赴日索赔 团长再也去不了了

　　轰炸回忆

　　父亲血肉模糊 二哥惊吓失常

　　“天和长”，是赵树信父亲70多年前开在乐山较场坝的一家百货店的名字。1939年8月19日日军对乐山的大轰炸，将“天和长”夷为平地，也带走了赵树信父亲的生命。当时赵树信仅2岁多，失去了父亲的同时，消失的还有家里维持生计的百货店。赵树信在此后的几十年，都只能凭照片去辨认父亲的模样。他的记忆，对于父亲已经太过模糊。

　　张佑华和赵树信结婚后，经常听丈夫说起当年那段残酷的历史。整个乐山城被此起彼伏的轰炸声包围着，到处可以看见被炸烂的血肉残肢。母亲带着赵树信和兄弟姐妹躲到郊外，而赵树信父亲为了照顾百货店的生意留了下来，却再也没醒来，只留下头颅被炸得血肉模糊的躯体。之后，家计败落，一家人迁往农村靠母亲种庄稼为生。轰炸留下巨大的创伤，令赵树信的二哥因为当年的惊吓精神失常。

　　如今，“天和长”这块招牌挂在了乐山军子镇的一家茶楼旁边。赵树信弟弟赵树伦用这种方式祭奠父亲，也纪念他离世前仍念念不忘乐山大轰炸对日索赔的哥哥。2008年12月20日，乐山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前团长赵树信因肺癌去世。临终前，他交代给弟弟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公道讨回来。”

　　文艺兵出身 对人热情做事认真

　　2011年7月，乐山市凤凰路的一个居民小区。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离开，他一直觉得自己可以等得到那个结果。”赵树信离开两年半了，家里的客厅里摆放着孙子、孙女天真活泼的照片，妻子张佑华有时坐在客厅看着照片会叨念着：“娃娃大了，他看不到了。”

　　“其实，他以前没有想过还要索赔。”张佑华的眼里，丈夫是一个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参军时当过十多年的文艺兵，转业后到了乐山一个纸厂工作。说到当年的血泪史时，他会略有些激动，但几声叹气后再不多言。2005年，听说乐山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成立，老人很快参加了索赔团。

　　对人热情，做事又认真，赵树信被推举成为乐山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的秘书长。在第一任团长胡仲文去世后，赵树信被推举为索赔团团长。张佑华记得，那时，乐山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曾找到了一间废弃的防空洞作为办公室。每天，赵树信吃完早饭，就会骑着自行车去办公室值班、整理资料、联系受害者、开会、接待日本律师……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又骑着车去办公室。天天如此，跟上班一模一样。当然，这样的上班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也没有加班费。

　　家里的电话经常响个不停，大部分都是大轰炸受害者打来了解情况的，每一次，赵树信都是很耐心地接听电话，解答各种疑问。有时，声音也会因为说话过多而沙哑。张佑华有时抱怨几句，赵树信会说：“大家都是要讨一个公道。”

　　在现乐山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团长杨铭佳的家里，堆放着一书架的诉讼材料。每一个受害者的材料，都用牛皮纸袋单独装好、编号，封皮上写下每一个受害者的名字、年龄、受害基本事实等。这些材料，都是赵树信整理分类的。如今，笔迹依然，人已不在。

　　出门骑自行车 为诉讼花2万多

　　照片中的赵树信，是一个高大俊朗的老人，白发梳得很整齐，脸上总带着微笑。张佑华翻出一大堆赵树信赴日参加大轰炸索赔案诉讼的照片，赵树信穿着合身的夹克，还特别庄重地打了领带。张佑华一直了解丈夫，搞文艺出身的丈夫特别注重仪表，出门永远都是干干净净。但是他又特别节俭，100元以上的衣服从来不买，尽管这个老人节约得出门宁愿骑自行车也不多坐公交车，但为四次赴日参加索赔诉讼却自费花了2万多元。

　　“一定要把官司打下去，要让日本政府道歉、谢罪、赔偿。”赵树信一直乐观地坚持着。几次从日本回家，他都会高兴地告诉张佑华，他们去了日本之后，不少日本人都知道乐山也曾经被日军轰炸过，了解了乐山大轰炸这段历史。当一些日本人听到他讲述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时，表现得特别感动。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日本人清楚这段历史。赵树信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定要把公道讨回来

　　一直身体硬朗的赵树信觉得，自己一定可以看到日本政府赔偿、道歉的那一天。但生活总是在和你开玩笑。2008年6月，赵树信查出肺癌。“也许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就把索赔团几个负责人都找去，挨个交代事情，移交材料。”

　　“他把我们叫去，就好像交代后事一样，让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杨铭佳至今印象深刻。

　　“哥哥给我说一定要把公道讨回来。”赵树信的弟弟赵树伦同样是索赔团的成员，仅比赵树信小1岁半的赵树伦和哥哥长得很像，白发也是往后梳。赵树信在医院时，非常郑重地委托了赵树伦，让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场官司，获取赔偿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让日本政府正视和承认乐山大轰炸的事实，要让日本政府认错、道歉。

　　赵树伦在乐山军子镇的茶馆生意不错，来喝茶的茶客会好奇地问起门口悬挂的“天和长”招牌是什么意思。赵树伦认真地告诉他们，这是父亲70多年前被炸的商号名称，意味着天地和平长久。

　　天地和平长久，这是延续了70多年的心愿。

　　重庆

　　最忙的秘书长走了 座机成空号

　　轰炸回忆

　　日本人让他的家散了

　　“他恨日本人，日本人让他的家散了。”1938年出生的郑友预，在1939年遭遇了重庆大轰炸。那时，郑友预的父亲在重庆的白市驿街开有一家糖果铺。轰炸毁了糖果铺，也带走了郑友预的父亲。兄妹四个靠母亲做手工活辛苦养大。幸运的是，郑友预靠参军的哥哥，念了重庆大学，毕业后进入重庆钢铁设计院。生活好了，但郑友预对于父亲的死却一直难以释怀。2003年，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启动，抱着要为父亲讨还公道的念头，退休了的郑友预加入索赔团。之后，被选为索赔团秘书长。

　　拨打023—63506371，传来的是永无休止的忙音。这曾是一个经常占线的电话号码，而如今，已是空号，不再使用。

　　因为，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郑友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

　　重庆老人郑友预，曾是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的秘书长，他曾是这个民间团体里最忙的一个人。2008年12月9日，他的忙碌轻轻地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总响个不停的座机拆掉了

　　2011年7月29日傍晚，重庆的空气里洒满了闷热，黏稠的汗水一层层地贴着皮肤，让人烦躁。刚做完手术的罗朝慧，回到重庆观音岩那幢20年历史的电梯公寓的家中。客厅里，郑友预、罗朝慧以及一双儿女的全家福挂在墙上，而家里的那部曾经繁忙工作的座机，和郑友预一样，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家中。

　　“心肌梗塞，很快，人说没就没了。”罗朝慧提起丈夫，语调突然放高。她才做了甲状腺手术，喉咙处还贴着纱布，照顾她的妹妹不断提醒她别激动，说话声音小一些。

　　不管对于罗朝慧还是郑友预自己，都不曾想过他会以这样突然的方式离开。这个重庆大学毕业的重庆钢铁设计院退休工程师，在去世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作为索赔团的秘书长，联系受害者、志愿者、翻译、媒体等各种琐碎的事，都是郑友预的工作。为此，家里的那部座机，一天到晚总是响个不停，大多都是找郑友预说索赔的。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接电话，家里的电话费又高了，罗朝慧不止一次埋怨过。但好脾气的郑友预总是笑一笑，不争也不吵。只是，该打该接的电话照常不误。电话那头，郑友预的声音总是中气十足，即使电话打一个小时，他的声音也不会有一丝不耐烦。

　　2008年12月9日之后，郑友预再也不用打电话、接电话了。那些打到座机上的电话逐渐少了下来。看到那部座机，罗朝慧的心会突然纠一下。她觉得，自己再也用不着那部电话了。于是，座机拆掉。那个023－63506371的电话号码，永远也无法拨通了。

　　“总拖后腿”的爱人仍存希望

　　对于郑友预执着地为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的事奔忙，罗朝慧既有理解也有反对要让日本政府为当年的罪行道歉，怎么说也是一件在理的事；但同时，丈夫自从加入索赔团后，变得比退休前还忙，操心的事情太多，“他有高血压，一天到晚跑，太累了”。

　　更让罗朝慧难受的是，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的受害者非常多，而矛盾也逐渐产生。每当听说有人在背后说丈夫坏话后，罗朝慧都非常难受。“我就是拉他后腿，不想他再参加，老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让自己受气。”

　　罗朝慧因为这件事和郑友预争了好多次。郑友预总是闷着不开腔，不争不吵不解释，只说“大家的事情大家搞”。去较场口的索赔团办公室值班、开会、找翻译……郑友预要么走路要么坐公交车。在重庆最热的夏天，郑友预也没坐过一次出租车。

　　“老郑好脾气啊。”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感叹道。毕竟，民间对日索赔团只是一个民间群众性组织，刚组建时，每个人的素质参差不齐，不够团结，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但是老郑没怎么抱怨过，他晓得这件事不容易。”

　　好脾气有耐心的郑友预还是走了，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经过磨合，已逐渐团结，纷争渐已平息。罗朝慧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想再去过问民间对日索赔的事。这个曾一直宣称自己老扯丈夫后腿的老人，却还是念叨着，如果判决结果下来，她想用这来祭奠为索赔操碎了心的丈夫。

　　记者手记

　　家仇国恨 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真正的鞠躬

　　事实上，当年参与民间对日索赔团的188名原告，如今大多年事已高。截至目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中，已先后有14人离世，乐山的两任团长都因病去世。而由于人手不足、一些受害者家属不支持，重庆、乐山已离世的受害者至今还未统计出详细名单。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感慨，这是一场注定原告越来越少的民间对日索赔案。等到2014年日本法院一审判决结果下来时，又会有更多的原告们已经看不到了。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的中方代表律师、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却有另外一种担心：作为大轰炸幸存者，他们本身就是对于日军当年轰炸活生生的证据，必须尽快完成其口述实录的整理。“现在日本律师告诉我们，受害者的资料必须补充完善，受害者的口述实录必须有包括档案记载等各种其他证据的支撑，否则对于诉讼也会有影响。这个工作，非常艰巨。”

　　在目前所知健在的原告中，最年长的车辐今年已经98岁了。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长了，可能看不到那天了，但这个官司要打到底。”2011年7月31日，98岁的成都老报人车辐坐在家里，话语有些含糊不清。女儿车蓉紧贴父亲，一字一句帮他翻译。说到“国仇家恨”四个字，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分外清楚。

　　客厅悬挂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合影照片。那中间，有年轻时代充满活力的车辐。1939年6月11日，车辐家经营的旅馆天恩店在轰炸中化为灰烬，“血债要还，要算账。”

　　每天写日记，每天看报纸，每年去川军抗战纪念碑，每年的“9·18”竖着耳朵听尖利的警报声，如果没听到，会大发脾气。98岁的车辐半睁着眼坐在书桌前，凝望着窗外那一片夏日的绿。谈起成都大轰炸，他会陷入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

　　几年前的一天，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到家中搜集资料，在听完种种讲述后，当场对着车辐鞠躬请罪。车辐当时的回答是：“这是个人行为，不代表日本政府。”

　　车辐等待的，其实只是日本政府的鞠躬。尽管，这个已经看淡生死的老人，看到的可能性是如此微弱。

　　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摄影记者 钟劼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