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之乱恰是微博之力的表现

　来源：华商报

    舆情专家、武汉大学博导沈阳教授

　　以前的微博是个部落群，现在是个江湖>>微博里，精英和草根其实都是平民谣言和真相是矛盾的两方面，不可割裂来看不能要求别人都是圣人，而自己可以耍流氓

　　沈阳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和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国内较早（2008年）开展微博研究的学者，目前创立了超千人的ROST虚拟学习团队，专门从事网络言论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样统计、报告写作、走势预测，定期发布 《网络舆情和微博问政报告》，反响较大。

　　近期，专业研究机构发布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报道。纵观微博这一互联网最新应用，带来的有喜悦更有冲击，微博规范乃至微博伦理都成为时下的一个显话题，适值评论周刊百期特别活动“微观时事”微博大赛落幕，本报借此专访国内较早关注微博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沈阳，他专注于微博舆情跟踪与分析，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昨天 今天 明天

　　华商报：就你这几年的统计分析看，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往往容易成为热点话题？

　　沈阳：有广泛的关注人群、丰富的事件细节、深远的社会影响、新奇特的角度、网友的公敌，如果再加上一点情色或网络狂欢趣味，一般来说必定会成为热点事件。此外，如果突发事件中有关方面应对不当，出现错误链条的话，也极可能激发网友关注而成为热点事件。也有网友认为热点事件都是“两凸一凹”的：凸的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事件的新奇特性，凹的是事件幽深难测，具有可探索性。

　　华商报：微博在国内这几年，大致有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

　　沈阳：直观的变化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主要以门户网站纷纷试水微博为分界，与此而来的是，微博由最初的IT精英和思想界先锐组成的小范围的交流平台，被迅速改造成了媒体的新闻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媒体舆论场。可以这么说吧，早期微博更像个部落群，而现在其实是个虚拟的江湖，既是我们打发寂寞时光的利器，也是针砭时弊的阵地。

　　华商报：是，现在微博就被认为是一种新媒体，你还总结出了一个“微博潮涨潮落规律”。

　　沈阳：微博可以随时说天说地，但提供的是碎片化的细节，富有绝对的现场感。微博发言存在这样一个规律：1.刷屏期内发声才能不被边缘化。2.读者高频阅读难以超过三天，一是体力和精力，二是现实中的歌舞升平和微博中的寒风冷雨反差太大。3.潮的势能在积累，每次都不能泻火，再过数年通过廉价智能手机会积累比目前更惊人的社会撼动力。4.奇迹不断发生，奇迹一词已被解构。

　　华商报：这规律文绉绉的。

　　沈阳：我的意思是说，不少网友其实比较宅，真正的线下行动力并不强，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草根人群进入微博，他们直接感受着现实的种种压力，是比较有可能采取线下行动的，因此微博对于中国的逼迫式社会文化的改造还未到高潮，不是说“围观改变中国”吗？微博就是现在找到的最好的围观场域和工具。

　　民意 谣言 伦理

　　华商报：有专业调查说，国内网民月收入2000元以下和无收入的占66.8%%，“网络舆论”具有“为民请命”的草根色彩，而媒体也常将网民声音引作民意，你如何看待网络民意？

　　沈阳：民意其实可以分三种，一种是网络表达出来的民意，一种是网络中未表达出来的民意，还有一种是线下的真实民意。三者之间存在高度重叠，也有部分网络表达出来的民意由于所谓“水军”的影响导致偏差。但无论如何网络声音一定代表着各类人群的声音，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和充分理解，网络是个说真话的好地方，匿名之下说真话的勇气倍增，我们在注意甄别谣言的同时，也要鼓励大家通过网络说真话。

　　华商报：与之对应的是，官员、富商等所谓高端人群网络化程度较低，对“网上的中国”隔膜且不易认同。你分析过这种原因吗？为什么会这样？

　　沈阳：这类人群有些不太理解网络民意，主要原因有：一个是，网络本身需要消耗大量时间，而高端人群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而且，他们在现实社会碰到的问题相对较少，或者即使发生也可能找到替代途径。另一个是，草根与精英在互联网上其实被拉平了，都是“平民”，这恰恰消解了高端人群的权威性，因此有所抵触也可以理解。此外，部分人群在现实中受到的监督审核概率不高，而网络具有蝴蝶效应，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把谁曝光出来，因此网络对于某些高端人群而言具有不确定的危险性。

　　华商报：微博发言速度很快，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真假信息泥沙俱下，你如何看待微博里的谣言？

　　沈阳：谣言和真相是矛盾的两方面，现实世界的种种光影都会投射到微博中，再加上微博是一个跨国平台，什么人都可以上，因此微博中谣言会比较多，但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整个社会信息公开尚未成为各级政府彻底的规定动作的时候，谣言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当然，信息公开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点来说，不可对微博过度苛求。

　　华商报：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微博很乱，就如虚假恶搞信息多、“粉丝”也能当商品等等。

　　沈阳：微博之乱恰恰是微博之力的表现，你想如果微博没有大能量，谁去做虚假粉丝啊。正是因为粉丝的力量大，某种程度代表某人的虚拟地位，所以才出现费尽心机趋利造假的，这可以考虑以治理垃圾邮件的相关法规来治理微博僵尸粉丝。

　　华商报：有人说，其实应该相信微博自身的净化功能的。

　　沈阳：微博站方就拥有非常高的权限，还有相当数量的媒体账号和加V人群等理性把关人，这些账号发力已经对于真相的传播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华商报：最近网络红人凤姐因动车追尾事件后的过激言论引发众怒，不少加V的微博更呼吁站方封杀，甚至引发了该不该封杀的争议，那么，怎么看待凤姐的言论以及封杀凤姐的言论？微博言论应该有边界吗？

　　沈阳：微博言论是否触犯言论边界，还是应该从相关法律出发，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没有法律规定的，按照惯例来处理。我不是法律研究者，无法判断凤姐的言论是否触犯法律，但从道德层面来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应该说，除非是零粉丝，其他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自律，首先不发谣言，其次不能发布有违社会普遍道德观的东西，当然作为一种善意的理论或者学术探讨还是可以考虑的。

　　华商报：对，言论有底线，但你在微博里还批判 “网友存在道德洁癖”，这也很严重吗？

　　沈阳：很多网民都存在道德洁癖，其实，打假斗士也要赚钱，老太也可能出于情感或利益多次参加听证会。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都是圣人，而自己可以耍流氓。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是要从实际出发看社会问题。当然对于公权可以要求高一些，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该发声的时候一定要说话，不能说话转发一下也是好事。

　　网络删帖 官民对话 微博问政

　　华商报：你在微博里说“昨天我去逛平板电脑店，店伙计看我玩微博，就劝道：说多真话小心被跨省。另一网友前天给我邮件，谈到自己邮件中言论可能过激是否会被会商。”你怎么看待网民这种心理。

　　沈阳：一个社会人人要有免于迫害产生恐惧的自由，必须依法办事，让大家知道按照规则来做就没有问题，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和社会基石。当网友依据实际情况反映社会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持一种审慎乐见其成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通过非正常途径的跨省追捕是一种破坏和谐社会的非法行为，是维稳和维权的最大敌人，如果发现网友造谣，可以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处理，不伤及无辜，这样才能避免恐惧心理的大面积传染，试想如果没人敢说真话，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遭殃的，谁也不能幸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多次。

　　华商报：稍有经验的中国网民都知道或遭遇过“删帖”，网络到底需不需要删帖呢？

　　沈阳：对于确有证据且违反国家法律的，不仅应该删除，还需要追究发帖人的责任，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要努力制止谣言和非法言论的传播，另一方面又要高度重视公民的言论自由，偏废任何一点，都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不顾事实随意删帖，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华商报：你如何看待一些官员迷信删帖？

　　沈阳：删帖的作用并不像他们想象得这么大，欲盖弥彰，更加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

　　华商报：微博在国外是个社交工具，在国内成了官民对话的重要通道，你觉得官员在此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沈阳：尚未形成鼓励官员通过微博表达观点的整体气氛，对于官员在微博上说错话的容错性不高。对于官员来说，不能仅仅把微博当做一个作秀宣传的舞台，而应该把微博看做是一个开展工作、官民沟通的极佳平台，不能有网友骂人就避之不及。民之所在，即官之所在。民心之所向，即行政之方向。官员开微博，首要面对的问题是个人角色和官方角色的转换。是谈工作还是谈生活？如何应对部分网友的非理性情绪？怎样做到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都是官员在考虑开通微博之前必先深思的问题。从现在来看，官员开微博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很不够，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开通微博缺乏规划、随意性较大。

　　华商报：作为一个学者，请给网民和官员给出你对于他们各自观察之后的专业建议。

　　沈阳：官员必须意识到，微博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新天地。这里汇聚了中国最广泛的民意，融入微博已经成为政府及政务人员了解民众，让民众了解自己的必要方式。微博问政，重在“问”字，这才突显政府的态度。无论什么形式和载体的问政，暴露出来的仍然是官民关系的老问题。官民互信是双方互动的基础。微博平台是一个草根聚集的平台，“说官话、打官腔”的官样文章已经不适应于这一平台的交流。官员微博发言必须摈弃陈旧的话语体系，学会个性化、人性化表达。政府在网络中的劣势来自现实中的强势，所以政府应该在线下更多地和网友互动，对话而不是对决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网友，我们还是要强调自律性，多提建设性意见，少情绪性渲染，唯恐天下不乱，这种心态也值得批判。多样化获取不同来源的信息，也是更加接近真相的有效途径。此外确实还要意识到，网络信息披露的速度是远高于线下的调查速度的，我们需要监督政府使用正确的方法推进自身的改革，每一点进步都是值得鼓励的。本报记者 杨鹏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