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审读者。
面对源源不断进入的年轻一代,体制内的“老一辈”们,都持怎样的态度?在他们眼中,这些年轻人所呈现出的,是怎样的生态和精神?
单位里来了年轻人
失望派:
西部某市市纪委吴女士:
朝气不足 世故有余
年轻同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小心谨慎、谦逊低调。他们多数人都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深谙世事的姿态,随波逐流的意识很强,不太像年轻人应有的那种朝气蓬勃、锐意创新。故作老练的后果会导致创新意识不强,不愿干,不敢干。我期待大家都能有一种后生可畏的勇气,但这估计不太现实,毕竟体制内这个氛围就是以谨慎为主,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一切。
东部某发达地区国企部门负责人李先生:
顺从讨巧 缺乏思考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问题不在于以前所担心的什么太个性、太自我、听不进意见这些,而在于他们学规矩学得怎么这么快!一个会上,领导不表态,他们就不说话,领导一表态,全都是跟着领导的意思说。平时交待个任务,有没有意见、建议不知道,拿着就去做,好像也不愿意去想这个任务那样做是不是更好,一切以早点完事为目标。我听说了他们选工作的标准:“钱多事少离家近。”现在再外加一条稳定。至于其他,我看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思考上。而沉默的、不思考、只跟着领导做的年轻人,我觉得是很让人担心的。
包容派:
西部某大型国有企业杨先生:
尊重 包容 保持锐气
我们单位是非常尊重年轻人的,因为他们多数代表了时代潮流,可塑性强。我们这里善于倾听年轻人的看法,即便是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可能有些观点是有创新性的,不失锐气。我个人觉得,年轻人嘛,该有独立见解的时候,要有独立见解;该合作的时候,要有合作精神。即使暴露出缺点也无所谓,只要不是大的人格缺陷就行。当然,因为我们单位是老的国有企业,所以对年轻人的创新性要求要少些,对工作态度、服从性的要求比较高。
西部某事业单位中层刘先生:
理想现实点 现实就会理想点
刚来的年轻人都是很上进的,工作积极主动,特别想表现自己。在工作上,比如说临时要加个班什么的,他们肯定是任劳任怨。这个年龄段的人既有自己的观点,又容易受别人影响。比如,单位的老同志呆久了,作风有时会比较懒散,甚至发一些牢骚,有的年轻人就会表现出看不惯;但老同志往往经验足,大局意识强,在一些关键时刻会顶上,发挥主要作用,这时年轻人又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单位领导要注意引导,让他们的优良特性保持得久一点。
还有一种年轻人,比较理想主义,来了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对单位很失望,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会让他们很纠结。曾经有个硕士,来了之后,觉得单位的制度、人际关系都让他失望,之后不久就走了。当然,这里有单位本身的问题,但我觉得有时也不能过于拔高理想,还是要在现实里生活。
某省级机关陈女士:
扬长避短 多学多干
我的看法是,年轻人有好多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他们往往接受新事物快、知识广,但缺少社会经验,有时候会表现得比较眼高手低,比较浮躁。单位要给年轻人机会,不要怕他们做错事,要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多接触人和事,把学到的东西放到实践中检验。有的年轻人有畏难情绪,怕做失败了给单位留下不好的印象,其实这个思想包袱大可放下。不要怕干得多,只有干得多,才能学得多。我对带新人向来是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只有带好了年轻人,单位才不会青黄不接,以后才会发展得更好。
希望派:
沿海某市局一把手叶先生:
优才良将 大有希望
年轻人来了当然好啊!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有知识、有活力、反应快、适应力强,一个个都聪明得很。可能因为我们这里氛围比较宽松,大家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平时在食堂吃饭碰到了,坐一个桌子,开玩笑地给我们提意见建议的,都有。而且他们都很上进,没什么社会上说的“80后”贪图安乐的习气。年轻人进入体制内,对个人来说,有了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对国家、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件幸事,他们的创新和锐气将带给这个体制冲击和改变。我相信他们是很有能力、能挑重担的一代。
西部某事业单位中层李女士:
全面了解 善用多帮
我个人是非常欢迎年轻人来的。新来了年轻人,单位里就又有了新鲜的血液,有了活力。通常来了年轻人之后,我首先就会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兴趣特长等等。这样多方位地了解,才能更合理地用好人才,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比如说了解了特长,歌咏比赛时就知道谁会唱歌,运动会就知道谁跑得快。我们单位对新来的年轻人都会制定一个培训计划,主要是业务上的,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角色。毕竟他们中有很多是刚出校门,有一个磨合期。
对年轻人,我特别注意的是,要给他们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拉近他们与同事之间的距离,尽快让他们之间熟悉起来。总之,做他们的良师益友吧。(整理/衡洁)
当他们正年轻……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着那个时代的困惑和挑战。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会经历懵懂、困厄、失败和反思。
本刊特别从年轻时在体制内工作的“50后”、“60后”和“70后”中选择了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触摸他们那几代人关于青春的回忆。体制内新一代年轻人们所面临的纠结,也许并不比他们的前辈们来得更多、更残酷。
高惠芳 女 1957年生 50后 脚踏实地地奋斗最重要
我们那一代人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正值青春年少,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课业停顿,许多人的人生就从那里转折。我和哥哥姐姐都陆续下乡去了,要是不想下乡,可以去试试当兵,干得好的话可以在部队这个体制内呆一辈子,可惜那时没有这个远见。
我1976年下乡,在乡下呆了快5年。1980年,一家大型机械厂来招工,专门面向在农村的知青,当然名额很少,要表现好的才能进去。那时我们没有体制内体制外的概念,主要考虑的是这个单位的性质是什么。这家机械厂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而我当时其实还有很多家单位可供选择,比如木棉厂啊、煤炭厂啊这些,但这些都是集体所有制单位。我父亲发话了:“当然去全民所有制单位,有靠头!”
其实在当时,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资并不比全民所有制单位差,甚至有的效益好的工资还要高一些。区别在于平时的福利。像我们机械厂,好的时候,连电视机、自行车都发过,别的单位可赶不上。屋里家具都不用买,全是单位发,小年轻们结婚根本不用操心家具,直接住就行。
当时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多崇高的理想,经历了动乱年代,能回到城市、吃口安稳饭,就是最大的追求。全民所有制单位最大的诱惑就是有个铁饭碗,用现在买未来。
当时的单位里都是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眼里有活儿,那就多干点。每年工资有3%的稳定增长,人人一样。我从学徒工干起,慢慢干到有层级的工人,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这也许就是对干得好的人的最大奖励。其实我觉得每一代年轻人都是有相通之处的,昨天的我们,虽然进了当时认为老有所靠的单位,但一样不放弃踏实工作、天天向上;今天的新一代年轻人,虽然不断地涌向所谓的“体制内”,但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一定不是为了进去混,而同样会脚踏实地地奋斗。
现在时代不同了,风水轮流转,年轻人又往国企里涌了。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考公务员、考国企,进到体制内,可她不愿意啊。每个年代的人想法总是会不同,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我重复着我父亲的教导,而我的孩子终究没有和我一样。可她同样有着一股向上的精神,有这股精神在,我相信不论在哪里她都会实现自己的价值。(高惠芳口述 本刊记者衡洁整理)
刘军 男 1967年生 60后 人生不只有一种选择
我上学那会儿,大学生还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上学是公费,毕业包分配。1990年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刚好市里一个政府机构来学校要人,我在系里一贯表现比较突出,就被推荐去了。其实我学的是纯工科专业,理想是当工程师,跟机关里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去了才知道,那里原来工作相当的清闲。活不干,钱照发,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渐渐地,我觉得我的专业再这样下去就要荒废完了。出来工作本想好好做点事,没想到无事可做。真是可怜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一年多以后,我就渐渐萌生了去意。那时,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活跃,正所谓“当教授的比不过卖鸡蛋的”,我们的工资跟外面一些企业比,那是低多了。铁饭碗是不假,但铁饭碗里没啥饭。而外面有大好天地在等着你哪!
当然,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每个人的选择也可能不一样。我始终认为,人生不只有一种选择。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理想主义者居多,都比较有热血和激情,总想闯一闯,走一条自己的路。
4年后,我终于走到了体制外。也没什么砸破铁饭碗的感觉。当时管这叫“下海”,我一辞职,单位里就说,“我们的团委书记下海啦!”
我出来后,做过酒店,搞过人事,最后还是难敌当年的梦想,重拾技术,去一家工厂做了一名工程师。我那些分配到体制内的同学,出来的也不少,大概都是觉得外面的天地比较大吧。这里有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你在什么地方才能更好地实现你的价值?有的可能就适合在机关,有的搞技术的,像我,就比较适合在企业。
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年轻人千军万马都要挤进体制内,说明我们现在的体制内诱惑很大。不过,当所有掐尖的人才都选择体制内时,对国家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好事。那些年轻人都适合机关吗?不一定吧。起码一些学技术的年轻人如果也放弃专业挤进公务员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人才浪费,至少是放错了地方。可以预见,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在出将入相上动脑筋,而不是在技术水平上勇攀新高。
我很理解现在年轻人的选择。现在的社会充斥着“成功学”,生活的压力越来越重,失败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求稳不仅是对个人负责,有时更是对父母、对一个家庭负责。但是,我个人还是赞同,年轻的时候要闯一闯。如果没有了追求梦想这个过程,只是为了物质上的条件而进入到一个避风港,那么,等到几十年过去,实现不了自己理想的时候,那就只能空嗟叹了。(刘军口述 本刊记者衡洁整理)
林亚妮 女 1975年生 70后 体制就像鸡肋,我没有勇气舍弃
我算是体制内的“老人”了,96年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省级电视台这个事业单位,至今仍然在那儿。那时的体制内单位牛得很呢,进来不是靠考试,而是得要指标。因为我父母就在省台工作,靠内部关系好不容易才要到了一个指标,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只能进一个。
刚进去时,我还是个充满理想和和憧憬的小青年,非常有干劲地想把工作干好。记得我刚进台时,有一个领导问我:“省台的节目好看吗?”我说:“好看。”他又说:“说实话!”我只好实话实说:“不好看!”那个领导就说:“那你好好干,希望7年后能看到好看的省台。”我问:“为什么是7年?”他回答:“7年是一个周期,那时你也入行了,有能力改变些什么了。”但现在看来,别说7年,14年也不可能,这就是因为这个体制造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在这几年愈演愈烈,单位渐渐淡化了体制内外的差别,一些频道开始提拔一些体制外的有才能的人,同时注重考核,加大了员工间的竞争;但另一方面,改革进行到目前仍然有限,在提拔人时仍然要考虑很多因素,体制内的人即使干不好也不会被淘汰,机制还没有完全被激活。如果单位真正像个企业一样,考虑效益,打破体制,那才能真正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舞台。
我喜欢美术,希望能到学校去当个绘画老师。但体制内这个身份会影响你离开的决心。体制内的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上一辈,每当你想离开时,他们就会出来阻止你,影响你做出决定。
体制内的身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一块鸡肋,没走是因为觉得体制总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荫蔽,因此下不了决心舍弃。如果时光倒流,我能回到96年,也许我还是会选择体制内,但若我是今天的毕业生,我不一定会改变专业、扭转兴趣、挤破头地非要去体制内了,因为现在的选择更加多元,充满了机会,你身边会看到很多非体制内的成功例子。电影《天堂电影院》里有一句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我的女儿已经两岁了,我妈现在也不时对我说:“等你女儿长大了,也把她弄到体制内去!”我说:“疯了啊,到那个时候连‘编制’这个东西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一代人的观念总会影响到下一代,希望我的女儿能再不受这些束缚,去实现她真正的理想。(林亚妮口述 本刊记者衡洁整理)
那种向上的精神会代代相传
◎文/衡洁
我是年轻人。我不在体制内。
但这个策划讲的是我们这代人的故事。
第一篇文章里所讲述的那个寝室,一共有4名成员,文中提到了3个,我就是那第4个。
不知是算惊人的巧合,还是这个寝室对时代的走向具有强烈的敏感性,蓦然回首,她们都走进了体制内,独我成了“漏网之鱼”。以前根本没注意到的事,在着手这个策划后却反复在思考——我是“异类”吗?
在我毕业的2007年,公考虽热,但还没到现在这种文科毕业生几乎都有公考经历的地步。也许也跟身在上海有关,那里的风气尚不是求稳,能在金茂大厦有一张办公桌才是最洋气的证明。择业时,选择考公务员的同学不算多,且大多是在学校不爱出风头、较为务实的一类。平时活跃的,进外企绝对是首选,讨论的也全是宝洁、玛氏、四大等等。可能正是这样的影响,让我没觉得“体制”是个问题,“想做什么”和“什么最适合自己”才是衡量一份工作的首要问题。当然,那时我既料不到四年后进了体制的会想出来,也料不到另两位会转了航线,更料不到在国企的一路高歌猛进中,外企如同人老珠黄,再找不到往日的风光。真是风水轮流转。
进体制的理由都是类似的。稳定、高福利、有安全感,甚至于以后可能有的权力和声望。当人们对每年公考不断刷新的人数见惯不惊,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包括金字塔靠尖的优秀人才都如潮水般涌向一个方向时,那必然说明,那个方向,是时下最具诱惑力的、最好的去处。这是社会资源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
然而,进去了之后呢?百般滋味,各人咂摸,冷暖自知。《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但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分负责人已基本不是“年轻人”,不知当下的青年一代在体制内有多少感觉到“非常幸福”?在经济上,体制内的温暖融化了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恐惧,但在思想上,有许多追求和疑问未必能在体制内找到答案。
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单位越来越重视年轻人的看法,论资排辈更多是在职务的晋升上发挥作用,但在听取意见上,已有被淡化的趋势。然而,倾听的一方做出了姿态,被倾听一方的表现则催生了更多的隐忧。保守、谨慎、低调成了体制内年轻一代的代名词,体制似是成了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护了他们的饭碗,一方面却让年轻人变得谨言慎行。曾经是“80后”代名词的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等词汇,在各单位“老一辈”人的评价中几乎听不见。而他们年轻时的热情奔放、朝气蓬勃,似乎也很难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找到。他们的惊叹在于,现在的年轻人学规矩怎么学得这么快!
其实,这一代年轻人并没有外界在其叛逆期时所形容的那么独立和有主见。和每一代年轻人一样,都受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推动,思想行为始终是时代的产物。采访中,几乎每个讲述者都提到了父母的影响,不论是“80后”,还是“50后”、“60后”。因为在年轻的20多岁,正是心中想法万千、却小心翼翼试探着前行的年纪,父母的一句话,就可能定了乾坤。古今同理。只是当下的这一代,对体制内规则的适应力更强,反应更快,所以表现出来,是务实有余,激情不足。
只是,创新总与希望同在。追求当下的安逸与自保,会在无形中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假如在20年前,这个社会就流行这种谨慎的心态,没有那些眼里闪闪发光、脸上神采飞扬、义无反顾跳入不可知未来的年轻人,那么也不会有我们国家如此有活力的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明天,如果没有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挑战的年轻人去披荆斩棘,那么国家的进步也许也会打一个折扣。
好在,言行的谨慎只是表象。采访中,大多数年轻人都急切地表达着内心的诉求和思考。你可以说,他们是求稳;但你不能说,他们进入体制内后,便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再有理想和追求。也许正是因为不用直接承受CPI破6的物质压力,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年轻人,那颗充满希冀与梦想的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如何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大的作用”是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而大多的苦闷,都来自于自我价值与现实之间的不咬合。
或许体制内外最大的区别,就是失败时所付出的成本不同。当一个年轻人怀着最初的梦想,奋力拼搏、激情付出之后,最终面对结果时,体制内的人,输则可退而求稳,而体制外的人,败则可能一无所有。中国人的求稳价值观,不仅仅是指物质条件上的安枕无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指一个无失败之虞的人生奋斗之路。一个有退路的人生,已是能让多少人期盼的道路,更何况,现在体制内向上的这条路越来越公平、畅通、有奔头,让年轻人们摩拳擦掌。这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奋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坚信,在体制外能找到的梦想,在这个越来越开放和有活力的体制内一样能追寻得到。而不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要想实现自我价值,这段奋斗的历程必不可少。上几代年轻人身上那种向上的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
合力的另一方则是体制内单位的态度。将年轻人的棱角打磨成现有体制的形状显然不是上策。在大批人才涌入的大好时机,如果能鼓励、善用年轻人的新思维,让其在体制内找到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这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件好事。
在这个体制中走得好的年轻人,已经走到了权力的新台阶。比如沉默的周森锋。他身上有多少闯劲、拼劲,我们尚看不出来,但你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更不能否认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国家的命运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他们的使命,且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完成。
历史总是这样向前。
青年者,未来中国的美好
◎文/潘则福
入仕不到7年,即名满天下,政坛“后生”周森锋被各式各样的关注者数次地置入搜索引擎。
今年4月,伴随着新的提拔,他又被记起。一成不变的是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已成为体制内年轻人的优秀代表。
目前选用的年轻政界精英将渐成未来中国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党的希望在青年”。
周森锋的上升通道得益于湖北省的“年轻干部成长工程”。从这个层面讲,努力工作的周森锋是开明机制的受益者。同时,他个人的才干和努力也在民间和官方的口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预见的是,在他之后,无数个优秀的“周森锋”们会在这个机制中不断进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和价值。
也有人说“我只想做好现在”。
从6月12日开始,成都跳伞塔派出所的官方微博开始走红网络。作为幕后的主操盘手,“民警李小哆”火了。
在隐身小巷的跳伞塔派出所里,他率性、有分寸地面对形形色色的媒体人。有人要他“配合”,他说,我只配合“法律”。
随后,他会继续亮出纯真的笑容。此时的语境转换颇有意思:先前略有不快的记者在那一刻面容开始舒展。
这或许就是他的魅力,你如果有空通读他的微博,你会惊讶于在每个逻辑细节,给网友的回复里,每个句式,他几乎都很严谨。
他不断给记者重复:把官方微博做的很时尚,广泛使用网络语言,其实是为了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更远的考虑,则是希望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但事后见刊的新闻让他不无遗憾,媒体往往忘了他是一个普通公务员里的创新者,正在给这个古老的国家以身体力行的刺激。频繁被放大的只是他的“卖萌”。
7月的一天,某省级单位的一个聚会上,“李小哆”成为了年轻公务员们的话题。
更多时候,他们对他不置可否。
显然,他们信奉,路在自己脚下。此刻,他们可以做的是:自我强大。而后期待像周森锋们一样,做好准备,迎接组织对他们的遴选。
最终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一次令人激动的升迁,还是一个饱满的人生?
在他们手上的国际政治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的书籍中,也许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过去10年,“80后”的崛起是一道标志性的景观。他们的独立、自主搅动中国政坛,如今,他们正渴望能够以不同的的方式获得成功。
例如,周森锋的人生轨迹鼓舞了多少和他一样从广袤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的梦想?
而“李小哆”又将鼓舞多少人身处体制内的“自我”?
在我们的内心,我和你一样,希望见到更多这样的故事,这会是未来中国美好的一部分。(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组策划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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