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任美政府女高官揭秘金融危机背后故事(图)

　
　　约翰·波德斯塔曾领导奥巴马的国务院过渡小组，他是另一个被贝尔深深记住的民主党人。早些时候，在贝尔和他的一次谈话中，贝尔推荐保罗·沃尔克为财政部部长。此人以在八十年代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抑制通货膨胀而闻名，但是他的态度并不向着大银行家一方，相反，他对这些大银行一向持批判态度。“我只是觉得，历任财长都是和财政形势接触了太久的人选，”贝尔说，“我当时认为，我们需要一点新鲜血液。”

　　但是奥巴马最终选择了盖特纳担任财长。那时候，贝尔和盖特纳的不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于是自然就有传言说，盖特纳在排挤贝尔。但是传言也错了：贝尔支持修正贷款的做法使得她在民主党中大受欢迎。她告诉波德斯塔，如果总统希望这样的话，她会提前卸任，但是波德斯塔却让她不要这么做，因为奥巴马希望她留下来。（至于盖特纳，他则对我说：“虽然我们不总是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我非常敬佩希拉，她对危机的严重性有先见之明，而且在消除恐慌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发挥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作用。”）

　　但令人失望的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比布什政府在修正贷款问题上表现得更出色。一开始，奥巴马命令手下官员去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商谈如何制订修正贷款的计划。他们有丰富的相关经验，一部分原因是公司曾经在无人收购的时候管理了因迪美长达九个月。公司利用那段时间与因迪美的借款人合作修正贷款结构，最后制定出了他们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的范本。贝尔这样评价奥巴马的官员：“他们确实和我们谈过，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只是在应付总统的命令。”

　　其实不管是在2007年还是现在，让银行大规模修改贷款结构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业者仍然没有修改贷款的经济驱动力，大多数情况下，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对他们来说更容易操作，而且还能产生费用，但是修改贷款却不能。贝尔在管理因地美期间发现，要改变这种态度，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于是我每周五都和我们监管的从业人员通电话，询问他们每周在贷款修正上的进度如何，这样就能给他们施加压力。”贝尔说。

　　毫无疑问，要把贷款修正做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许多民主党人士原本投票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计划），因为它包含一个条款，要求将七千亿美元救助金额中的五百亿用于贷款修正。鲍尔森执掌下的财政部忽视了法规的这一部分，盖特纳接班后也没有动用过这五百亿美元。

　　但是，民主党当政的政府仍然要做些举动出来。贝尔贡献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主意，其中包括要求政府为三个月后可能发生的再次拖欠债务行为提供一定金额的担保。她确信，自己的计划比其他任何考虑中的方案都能给证券从业者更大的利益驱动。但是奥巴马政府最后采取的计划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利益驱动力，其实和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在金融危机后所采取的政策差不多。

　　就在总统正式宣布实行之前几小时，有人给贝尔看了这个计划。她告诉他们：“好啊，我不会出言反对这份计划，但是别指望我会支持它，因为我不认为这计划能起什么作用。”她对我说：“他们是想把我的名誉、声望和那份计划挂钩。”

　　可以肯定的是，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并没有取得鼓舞人心的成功。虽然有约七十万房产拥有者从这个计划中得到了修正后的贷款，这个数字在几百万桩赎回案和数以万计的拖欠债务的房主的对比下显得苍白无力。很多时候，借贷人想从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中受益，但是却被他们的贷款业务员拒绝了，因为停止赎回仍然是后者的首选。

　　“我认为总统的意见是对的，”贝尔对我说，“我坚定地这样认为。但是总统任命的管理他的经济小组的人和总统本人希望经济小组完成的工作之间的分歧却很严重，我认为这根本是两码事。”让她尤其烦恼的是，鲍尔森和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都愿意为帮助银行而承担任何批评，但是却极其不愿意动用政治力量去帮助房主。

　　贝尔的第二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她简直是从心底讨厌那种永远不能允许对金融系统十分重要的银行倒闭的说法。“我不认为监管机构能够很好地监管这些银行，”她对我说，“我们需要市场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些银行会再次使我们陷入困境。”

　　在一开始为了后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而争执不下的时候，“破产清算授权”并不是议事日程上的重要内容。后来在2009年3月，美国国际集团发布的文件表明，它曾经从红利中留出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给交易员。红利时间引起了公众强烈的愤怒，而就在大多数人怒气未消的时候，总统把贝尔召到了白宫。她走进总统椭圆办公室的时候，看见盖特纳和劳伦斯·萨默斯（奥巴马的顶级经济顾问）坐在沙发上，而总统旁边的位子却空着，那是她坐的地方。当总统不满地发泄红利事件给他带来的种种麻烦时，贝尔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对总统说：“如果让我们来经手，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一整套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结算的程序，当我们把一家银行纳入破产管理时，我们有权废除所有的合同，我们可以解雇雇员，也可以没收红利，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于是奥巴马很快就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规定多德-弗兰克法案应包含清算银行持股的大公司和其他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对金融系统十分重要的机构的权力。

　　这件事很容易就做成了，但是和财政部打交道却是一如既往地困难。这个部门原本发表的白皮书勾勒出了希望国会进行的金融改革，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号召政府从法律上“清算”那些大银行。这份白皮书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来进行这项程序，这当然是符合常理的，因为该公司早就开始进行这种程序，最懂这一套。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存款人从来很少会注意到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把他们存入的银行在周五关闭，再在下周一开放，但是在新的管理下进行的。

　　几周过去了。大约在总统将要正式宣布改革方案之前一小时，包括贝尔在内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官员看到了白皮书的最终稿。据贝尔说，“负责清算的机构完全变了”。虽然该公司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它的权威已经被极大地削弱。现在，银行在关门接受清算之前还必须有美联储和财政部的签署同意才行。在财政部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毕竟，任何清算流程都需要从财政部短期借贷，所以它要求在此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贝尔却坚决认为，这又是一个她和她带领的机构被削弱的事例。

　　于是她也进行了反击，而且是公开的反击，这正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据贝尔说，当她被召去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面前为新的破产清算授权条例作证的时候，她直率地告诉巴尼·弗兰克（当时的委员会主席）说：“这个条例仍然无法清算那些持有大银行股份的公司。我们想获得清算的权力，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最终稿中，财政部的监管职责被削弱了，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则得到了管理濒临倒闭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权力。

　　即使这样，仍然有不少人始终相信，政府从来不会有勇气让重要的金融机构真的倒闭。确实，现在大银行的资本成本比他们的同行小兄弟要低得多，正是因为证券市场不认为政府会允许这些大银行倒闭。

　贝尔已经用她任期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去让全美国和华尔街的人去相信，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但是大多数人仍持怀疑态度。然而她坚持说，多亏了新获得的清算授权，“我们才比以前的状况好了很多”。当然，事实是没有人真正知道政府到底会采取什么措施。唯一有可能知道的方法是让一个机构真正倒闭，这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但是这又成了别人的难题，而不是希拉·贝尔的，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强硬，然后满怀关切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我对她的第二次访谈快要结束时，贝尔对我说，“但是我们的机构一直被忽视，而我们完全能在谈判桌上发挥作用。有猜测说，也许是因为我是女性，我不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生。也许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但是我发现，当其他人不理会我们的时候，我不得不变得强硬一些。”

　　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在危机蔓延的时候，有更多的当权者愿意听听她的意见，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好很多。她的意见更加符合常理，她一直在努力保护纳税人、银行存款者和房主的利益。举个例子，如果其他监管机构能够认真对待她一开始对次级贷款的警告，今天的金融状况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草根民众的利益拥护者，”她接着说，“其他的监管机构从来不知道银行倒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亲眼看到关闭小银行之后人们失业的惨状。其他监管机构从来看不到，在大银行面前，小银行受到了怎样的不公平待遇。还有些监管机构有一种制度上的心理优越感，认为大银行总是我们这一边的。”

　　这番话又把我带回了我们话题的起点，也就是贝尔斯登公司。在我采访她之后的几周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发现贝尔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她曾对我说：“我认为贝尔斯登的案子建立了对政府干预的一种预期：干预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果就这样让贝尔斯登倒闭，反而会给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发出正确的讯息，而且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也不会像雷曼兄弟倒闭那样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一直认为，”贝尔说，“让每个市场主体都遵守同一套规则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2008年，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贝尔确实打了一个漂亮仗，她确认了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这一切一定会发生。 (来源：新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