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8月5日，面对电话中传来的焦急求救声，魏广福不慌不忙地再三叮嘱老乡：“一定不要闹事！”这样的劳资纠纷对魏广福来说是家常便饭，进入盛夏以来，他的化州老乡遇到的劳工纠纷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仅8月5日这一天，他就收到3宗老乡的求救电话，内容均是“维权、维权、维权”。
魏广福祖籍茂名化州市平定镇旺竹村，今年42岁，在东莞谢岗镇黎村工作。身材瘦小、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他，因为敢于站出来为老乡说话，因此被老乡们称为“茂名同乡会东莞谢岗分会会长”。
魏广福和他的同乡会并非个案。据不完全统计，光深圳市就有200多个同乡会。在拥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用工纠纷突出的珠三角，每一起劳资矛盾的背后，几乎都可以看到“老乡”维权的身影，可以说，同乡会已经成为民工“地缘维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广东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的当下，沉默已久的同乡会或许迎来破冰的机会，不过，同乡会该如何前行，仍然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
珠三角近年来的民间同乡会发展迅速，仅深圳市就有200多个同乡会组织。广东籍贯的同乡会基本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在珠三角各城市都有同乡会。而外省在广东的同乡会，除了以省为单位外，个别省市还以市为单位成立同乡会。
劳动部门、法院、工会是农民工维权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但为何大多数民工更渴望“地缘维权”？“除了民工不懂这些维权渠道外，更重要的是这些维权方式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如成本高、时间长等。”同乡会会长魏广福说。
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有很多老乡会组织，他们有自己的保安，有的甚至聘请律师帮助维权，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专家建议外来人员应该更多地与当地相结合。
从一个普通农民工到同乡会会长，魏广福在东莞的20多年充满曲折。
1988年，在老乡的带领下，魏广福来到东莞的一个工地做建筑工，“一个人出来容易被人欺负，我那时候是跟着老乡才敢出来的。”魏广福说，尽管小心翼翼，但几年后还是遇到了打工生涯中的第一个麻烦。1996年，他在帮老板做一个水渠维修工程的时候，他先帮工程垫付了9000多元材料费。然而，原本答应给魏广福赚钱项目的老板突然变卦，把项目转给了别人，“原本可以赚几千块啊，但后来却亏了9000多块。”
“由于当时不懂合同法，我没有与老板签合同。”魏广福说，由于没有合同作证据，他在维权中只能靠与老板争吵，吵到激动的时候，他拿起老板的电话摔了一下。随后，老板以“闹事”为由报警，警方随后将他逐出工地。
亏钱又受欺负的魏广福当时很恼火：“我就想回老家向老乡买一把猎枪找老板算账。”魏广福说，不过，当时他母亲知道这个事情后，哭着求老乡不要卖猎枪给魏广福，并哭着求魏广福不要冲动，他这才放弃了“报仇”的念头。
此时，魏广福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他的老乡每年都有类似的遭遇，很多老乡拿不到自己的血汗工钱，也只能徒叹奈何。魏广福意识到，只有学习法律知识，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这样，魏广福买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法律书《劳动合同法》，“那还是我去劳动局投诉的时候，看到放在大厅的有关劳动法的宣传资料，我才去书店买的。”他拿出堆放在卧室床头边珍藏的一大堆法律书籍告诉记者。
读了书的魏广福果然没有出道时那么莽撞，他慢慢学会了如何用法律知识去“威胁”老板。让他最为得意的，是他成功帮自己的老婆维权：当时，老婆无辜被炒鱿鱼且克扣工资，这让魏广福愤愤不平，他决定向工厂“开战”。由于当时工厂的污染比较大，他老婆在长期工作的过程中身体变得很差。魏广福就从这里突破，他按照书上的理论，带着老婆到有资质的医院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他老婆的身体差确实与该厂的环境污染有关。
“你给不给工资和补贴？不给，我就去投诉你。”掌握了证据的魏广福理直气壮地找到厂方，这一次，工厂老板终于软了下来，“给你工资算了。”最终，魏广福帮他老婆要回了2000多元工资。
有了成功维权的经历，魏广福在老乡中慢慢出名了，找他维权的老乡越来越多，甚至当他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同村村民有很多事情都会找他帮忙。2009年，认识他的老乡干脆把魏广福称为同乡会会长。在一份盖满村民手印的资料上则称，“村民大会一致决定魏广福为茂名同乡会东莞谢岗分会会长。”
“我们这个老乡会的会员大部分是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不过我们聚会的时候，会互相留下各自的联系电话，现在已经有200多人了。”魏广福说。
渴望“地缘维权”
“有很多事情是政府部门很难做到的。”魏广福说，根据他的经验，即使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出来调解劳资纠纷，但民工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
42岁的魏广福还想读书，他深深知道农民工对维权的渴望，去年，他本想报名参加谢岗成人学校继续读书，“先读两年中专，再读两三年大专，专门学法律知识，用来帮老乡维权。”不过，由于缴不起学费，学习只能是他的一个愿望。
在用工矛盾凸显的珠三角，每当民工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由于缺乏维权知识和经验，在屡次找工厂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不少民工选择了“暴力维权”，这也就是为何跳桥讨薪、爬高楼威胁等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
“这些都是极端的个案，还有很多人默默忍受。”魏广福说，在他认识的很多民工当中，一旦出现克扣工资等情况，他们只能愤愤不平地骂娘，最终无奈离开，“有些民工甚至会遭到工厂保安殴打。”
在自身知识缺陷、维权无门的情况下，外来工还常常会感受到本地人的冷漠。
“广东社会管理比较薄弱，越到基层，本地人少，外来人多。而有些基层管理不规范，聘请的人员鱼龙混杂，很容易出现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一名专家认为，民间同乡会确实有它的作用，“不是说要替代工会等组织，最起码可以弥补不足。”
实际上，劳动部门、法院、工会是民工维权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为何大多数民工更渴望“地缘维权”？
“除了民工不懂这些维权渠道外，更重要的是这些维权方式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如成本高、时间长等。”魏广福说，以工会为例，比较正规的大企业才会设立工会，很多小工厂根本没有工会，因此，民工的维权也更为艰难。
“有很多事情是政府部门很难做到的。”魏广福说，根据他的经验，即使有时候政府人员积极出来调解劳资纠纷，但农民工始终会对政府人员保持警惕。
记者调查发现，在农民工外部环境和自身缺陷的双重因素下，基层人群的诉求表达路径悄然改变，在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挫折后，有些外来工更愿意选择抱团取暖，基层人群对“地缘维权”“血缘维权”充满渴望，在具有强大内部整合能力的同乡会内，农民工不仅寄托了维权的希望，也有资源利益共享的期盼。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协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冯同庆教授指出，市场经济、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和游戏规则将基层民工置身于一种不公平的格局中，而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水平的缺陷，注定了这个只占人数优势的群体在维权面前势单力薄，因此，“农民工抱团取暖是很自然的事情。”
近年来，珠三角的民间同乡会发展迅速，仅深圳市就有200多个同乡会组织。广东籍贯的同乡会基本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在珠三角各城市都有同乡会。而外省在广东的同乡会除了以省为单位外，每个省还以市为单位成立同乡会。由于同乡会是一个松散的流动性组织，而且一直没有被承认，因此，目前仍然很难统计出同乡会的具体数据。
不过，这些“地缘组织”逐渐具备了影响资方的能力，成为劳资双方谈判的重要力量。
潜在的“威胁”
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的潜在威胁在于：一是虽然有正当的目的，但维权手段往往违法；二是既暗藏不正当目的，又采用煽动等违法手段
在看到同乡会能够大量提升民工维权成功几率的同时，魏广福对同乡会的感觉却一直比较“纠结”。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他有3个老乡在一个学校工地里安装自来水设施，但工程完工后，工程队的包工头却一直不给9000多元的工钱，拖了半年之后，他们再也联系不上包工头，3名老乡决定邀请魏广福一起去学校“找茬”。
“找不到包工头，我们就找校长。”魏广福说，当时，他们见到校长后直接称，学校的自来水工程是他们建设的，但他们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如果拿不到工钱，我们就要破坏水管，断学校的水。”面对魏广福的“威胁”，校方马上通知劳动局、教育局和派出所等部门的人过来调解。
尽管维权成功，但事后的魏广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因为那时学校有1000多个学生上课，如果我们真的强行断水，就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也算是犯法啊！”魏广福说，尤其是他了解到“新塘事件”和“潮州事件”后，他越来越觉得维权不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
魏广福的担忧就在于，同乡会这件“老实”的外衣，很容易被人打着善良的旗帜披在身上，背后却是争夺私利。这在他所接触过的同乡会中并不少见，“我认识的一些同乡会，他们就会一起去搞事。”
2008年，浙江大学冯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政策”的研究认为，目前同乡会维权的手段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威胁、破坏和暴力等权力的特性，这就决定了这一组织很可能恶性膨胀和扩张，从而超越合理的边界，演化成非法组织甚至犯罪组织。
而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广东省情调查报告》也指出，外来人员犯罪的“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尽管同乡会与地域性犯罪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同乡会却给了团伙性犯罪的人群一个认识的平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徐勇教授认为，目前，城市里的犯罪团伙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犯罪团伙一般是找当地人合伙，同乡会正好给了他们认识的机会。
记者走访珠三角的企业获悉，正是同乡会有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不少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会对相同籍贯的人员数量进行限制。“很多民工都是工厂的老乡介绍过来，一旦某个老乡的数量过多，他们就会对工厂的正常生产形成较大的威胁，因此，限制不同籍贯的民工数量也是合理的。”东莞樟木头镇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坦言。
这也意味着，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的潜在威胁在于：一是虽然有正当的目的，但维权手段往往违法；二是既暗藏不正当目的，又采用煽动等违法手段。
谢建社教授提醒，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有很多老乡会组织，他们有了自己的保安，有的还聘请律师帮助维权，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他建议外来人员更应该更多与当地相结合，融入城市。
有了成功维权的经历，魏广福在老乡中慢慢出名了，找他维权的老乡越来越多。2009年，认识他的老乡干脆把魏广福称为同乡会会长
同乡会，维权会
同乡会堵与疏
考验执政智慧
在魏广福看来，官员眼中的他多少有些“烫手山芋”的感觉，因为他每次找政府部门，基本上都是给官员出“难题”。不过，他觉得无所谓，因为“只要有老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有一种一定要帮他的感觉。”
“但首先同乡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社会上一直都存在老乡会。”冯同庆认为，一些同乡会之所以发展为帮派或黑社会组织，这与同乡会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有关系，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尊重，所以同乡会一直是被限制的非法民间组织。“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是堵与疏的考验。”
徐勇指出，农民进城后，成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属于“边缘人群”。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归属。“没有组织，就没有秩序。没有归属，就只顾挣钱。”徐勇说，增城事件表明，一旦利益受损，个体化的流动人口就变得危险起来。
因此，政府完全可以鼓励成立类似老乡会等非正式的民间组织，来推动自我管理，“让当地人管理当地人。”徐勇认为，政府承认同乡会可以让民工有对话、沟通和交流的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魏广福也希望同乡会能得到政府承认，因为在他看来，同乡会并不是一个那么可怕的组织，政府完全可以管理好、疏导好。
在魏广福所认识的老乡中，他们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维权必须合法！这个共识来得并不容易，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的启发，“他是一个为民说话的人，而且很有办法，我们都很崇拜他。”
在魏广福家里客厅的墙壁上贴着他与孟浩的合影，上面写着合影的时间和地点。“我很想向他学习为老百姓说话的方法。”魏广福说，2010年6月24日，孟浩出席了东莞石排镇举办的一个全国镇级学习论坛。为此，他还专门坐车到石排，向孟浩请教维权的知识。在这次论坛上，他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都要走法律途径，要学习法律知识和善于运用法律知识。”
“我到珠三角做过调查，虽然劳资纠纷很多，但由于同乡会的存在，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冯同庆称。
魏广福建议，政府承认同乡会时，可以对每个同乡会进行备案，每年可以组织同乡会带头人一起交流学习，从而把同乡会引到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理性维权途径上来。
“首先是要承认他们的合法身份。”冯同庆建议说。其次，政府可以给同乡会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鼓励同乡会制作章程，政府进行备案。“如果发展得好，还可以让同乡会和工会等组织保持长期交流和沟通。”
除了要承认同乡会组织外，徐勇认为，政府还要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尤其是在社会管理中，要让外来工融入城市，形成归属感。一方面，当地政府应该尊重他们，在社会治安、社区建设等公共事务上，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权，认真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把流动人口纳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系之中，不要把他们当作“外面人”。
●南方日报记者 汤凯锋
实习生 李碧娇 邓海天 发自东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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