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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迈的彭忠志老人在用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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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的彭忠志的着装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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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忠志老人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回忆当年的血战经历。 |
来源：法制周报
“以前，他每说一次就会哭一次，有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回忆。”社工人员蒋红霞对《法制周报》记者说，“那段血战日寇的历史，在他的心里是深深的伤痕，每回忆一次，就是揭一次伤痛。”
8月8日，离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还差7天。曾多次接受包括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的这位91岁的沧桑老人彭忠志，不再像以前那样拒绝回忆那段有血有泪的历史了。在蒋红霞看来，彭忠志的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的理解和关爱。
“包括志愿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经常来看他，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加上我们也经常跟老人讲，那段历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讲出来可以激励后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慢慢地就接受了。现在，他能够很清晰地讲述当年的抗战细节。”
不大的房间里，老人将各个时期的纪念牌、奖章、相关媒体报道的音视频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在一本泛黄的相册首页右上角，有一张军装寸照，里面的小伙子英武逼人。
“那是我24岁时照的，现在只剩这一张了。”在老人的讲述中，发生在67年前的那场血战，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老人依照时间脉络一一讲述的那些历史细节，仿佛一部起止47天的抗战“笔记”，在我们遥望历史的时候，将我们带入无限的感动与崇敬当中。
“衡阳会战前我负责刷标语”
抗日战争爆发时，彭忠志正在娄底文艺中学就读。父亲时任江华锡业局局长，胞兄彭忠荣在衡阳第十军预十师29团任迫击炮连连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彭忠志其实可以有更多选择，但在学校解散以后，他没有投靠父亲在锡业局谋工作，而是选择投奔胞兄，前往衡阳当一名新兵。
1944年4月，彭忠志成为胞兄所在29团的一名政工干事。
“我在学校本来就是文艺积极分子，会写会画能歌善舞。”彭忠志说，团部分派给他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刷标语，鼓舞市民斗志。“有一次，我哥哥带领部队去接新式武器，团部安排我到衡山的吴集市扎竹排楼刷大标语，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去做了，任务完成得很好。”
时隔67年后，彭忠志仍能脱口而出，当年他刷过的那些大标语：“整军精武，还我河山”，“秣兵厉马，驱逐倭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
彭忠志没有想到，不久前还是一名中学生的他，转瞬间会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战事中一名亲历者。在此后的47天里，他和所有衡阳守军一样，每分每秒奔走在死亡线上。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彭忠志说，和两个月前学校解散后的选择一样，6月23日衡阳会战打响后，他又迎来了一个人生抉择的机会。“由于我没有打过枪，作为一名文艺干事，战斗打响以后，不需要宣传了，所以当时部队说我可以选择回家。”
但彭忠志再次作出了从军的选择。“如果我当时退出来，到我父亲当局长的江华锡矿局去，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生死经历了。”
“炸弹的气浪将我和哥哥埋入土里”
“我们当时负责守环城南路附近的阵地，那里有两座山，一座花果山，一座天马山。”彭忠志说，6月23日战斗打响以后，作为连长的哥哥每天都在阵地上指挥战斗，7月12日，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彭忠荣，子弹穿左胸而过，“我当时就在他的附近，看到哥哥负伤后，立即与他的传令兵一起，把哥哥抬到城内的兵站医院进行救治。”
“当时，我们都在炮兵阵地，那里很隐蔽，相对比较安全，哥哥负伤以后，我们不得不撤离炮兵阵地，在到达医院后，伤兵如山，由于缺医少药，很多伤兵的伤口都长了蛆虫。”
彭忠志说，彭忠荣在陆军野战医院进行简单的治疗后，几天后转移到环城路附近的火车南站的一个民房里养伤。由于缺少吃的，再加上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很多士兵都患上了红白痢疾，彭忠志兄弟也不能例外，在拉了一二十天后，两人都消瘦异常。
“这个时候，我们的炮弹、炸弹都用完了，每个战士的面前只剩下五六颗手榴弹了，战斗力十分薄弱。最为可恶的是，在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日军又向城内施放毒气弹，每个人的喉咙里都很难受。”
彭忠志自嘲道，在戴防毒面具时，自己闹了一个笑话，差点丢了性命。
日军投放毒气弹以后，我军飞机开始空投防毒面具，由于没有经验，彭忠志直接将面具戴到脸上，结果毒气还是进入到喉咙里，摘下来一看，原来是没有揭开莲蓬头的铁盖。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才正确地戴好面具。
躲过了毒气弹的袭击，却没有躲过炸弹的气浪。彭忠志兄弟同时被埋进防空洞的土堆里。
“那是在一场激战中，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形成的气浪，将我和哥哥两个人从马路上冲到附近的防空洞口边，那个防空洞建在一个三层楼高的房子下面，炸弹将楼上的房子震垮了，好粗一根的柱子都倒了下来。”彭忠志回忆说，兄弟俩被埋在土堆中，过了好长时间才被人从土堆中扒出来。
“出来后，我们同时问对方怎么样了，两个人互相检查一下，发现都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吐血，只是擦伤了皮。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伤病员编入敢死队上阵杀敌
“衡阳会战打到最后，有战斗力的战士越来越少，预十师29团成立了敢死队，副团长刘正平（贵州人）命令伤病员也要一起上前线。”
彭忠志回忆说，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是哪怕身为士兵的人都难以想象的。“有的伤病员说，我只有一条腿，伤还没好不能去前线，敢死队长（副团长）说，死守阵地，少一只脚有什么关系？有新兵说我还不会打枪，副团长答，三分钟就学会了。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只跟着敢死队长往前冲！”
到最后，副官、军需、传令兵、担架兵、炊事员都被编入了敢死队。(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作为政工干事的彭忠志也随哥哥彭忠荣一起上阵杀敌。
让彭忠志每每回忆起来就泪流满面的场景是这些：因为缺医少药，有的重伤员伤口生蛆，剧痛难忍后投江自尽；一个名叫杨子琴的上士班长被日军机枪扫射命中，肠子落在地上冒着热气，他咬紧牙关对彭忠荣高喊“彭连长救命”，但彭忠荣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痛苦中死去；有两个担架兵用竹床抬着一名伤员，被敌机扫射命中，三个人死在一块；连续数天的战斗后，到处都是尸体，根本没有办法收尸。由于当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蝇叮蚊咬，战死的士兵尸体没有几天就起了蛆虫……
在战场上，身为指挥员的彭忠荣受伤成为家常便饭。彭忠志说，“哥哥除了那次被射穿左胸外，还有一次身上被打了一个指头大的洞。只能用黄色的药棉堵住那个洞，换药的时候，直接将药棉扯出来往里头加药。”
从医院搬出来后，彭忠志负责为哥哥进行简单的护理，“当时没有麻药，每次加药都痛得死去活来，用过的绷带还要洗了晒干再用。”
为了找吃的，彭忠志到处去查看。来到一个酱园后，一股浓烈的死尸味扑鼻而来，仔细一看发现满地是死老鼠，揭开盖着竹笠的酱缸，里面也尽是死老鼠。
“酱园的老板早逃难去了，酱园里生蛆的腐乳和起霉的油萝卜一度成为大家的食品。”
换上日本军服死里逃生
在衡阳保卫战中，面对人数多于己方几倍的日军，第十军最终没能守住，衡阳失守，彭忠荣所在的迫击炮连126人仅幸存11人。彭忠志与哥哥彭忠荣同时被俘。
彭忠志告诉记者，“67年前的今天（1944年8月8日），是我铭刻终生的日子。”
这一天，第十军全军官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保存全体官兵和数千伤员的生命，军长方先觉决定与日军停战，所有官兵全部成为俘虏，关押在衡阳市政府、忠爱社、社会服务处这三地。
“我当时被日本人叫去当挑夫，为其挑军需物资送到西乡的演陂桥，我哥哥因伤势未愈直不起腰，只得手脚并用，爬了一通宵最后也到了演陂桥。”
在到达演陂桥后，兄弟俩分别被关在一个房子的楼上和楼下。(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当晚夜深，在看守的日本兵都睡熟以后，彭忠荣挪动楼梯把彭忠志从楼上接下来，并偷了日本人的两套军装，化装成日本兵逃了出来。
因为两人都穿着日本军服，每到一个村子，看见他们的老百姓都以为是鬼子被吓跑。又困又饿的兄弟俩，后来遇上了一位老人，“我们说是第十军逃出城的，老人半信半疑，带来两个拿汉阳造步枪的年青人，盘问了好久才相信了，给我们换衣服、招待吃饭喝水，乡政府发给我们每人10块光洋作为慰问金，又派三位老百姓用轿子一乡一乡、一保一保接力送到道县。”
时任道县县长的唐鸿烈见到彭忠志兄弟俩后，又发给了他们40块光洋，并用轿子将其送到江华。
“我们就住在莫凤山养伤，事后，哥哥经广西徒步到云南曲靖追随方先觉军长，成为619团战炮连长，而我则留在当地成为战时工作团（文工团）的一名工作人员。一年后的1945年，日军投降，我考取了中央警官学校，先后在南京、广州、重庆、西安、北京、沈阳学习，1949年5月，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回湖南工作。”
彭忠志说，1949年6月，他在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工作。解放以后，先后在公安部门、教育系统、工厂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再没有离开过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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