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揭晓 5小说胜出 什么样的作品能获

　　《你在高原》，作者：张炜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等。

　　长达450万字的原创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全书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其中除了《家族》等两个单元做了重要修改和重写之外,其余则是第一次正式面世的作品。这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被誉为一部足踏大地之书，一部行走之书，一部“时代的伟大记录”。

　　《天行者》，作者：刘醒龙


　　刘醒龙，湖北黄冈人，1956年出生。现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文学杂志总编辑，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凤凰琴》、《分享艰难》等。

　　长篇小说《天行者》包括《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部分，讲述了民办教师艰苦卓绝而充满希望的故事，他们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民办教师们内心的挣扎，抒写了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

　　《推拿》，作者：毕飞宇


　　毕飞宇，1964年年出生于江苏兴化。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有《玉米》、《平原》、《青衣》等。

　　这部近18万字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这也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本着对盲人群体最大的尊重与理解，描述了一群盲人按摩师独特的生活，细微而彻底，真正深入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心灵。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一个推拿店里的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

　　《蛙》，作者：莫言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出生。代表作有《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11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急剧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延津县。代表作有《塔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冷幽默却画龙点睛，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孙晓颖 刘锋）

　　
　　“茅盾文学奖”入围名单出来后，舆论哗然，质疑入围的大多是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作品。质疑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权力交易”。交易历来存在，而且也不只是在文坛。撇开“权力”，中国是人情社会，也回避不了“人际关系”的交易。所以“茅奖”以往才用“匿名投票”的方式，据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被人际所制约。这届《条例》改了，于是“破天荒”出现了入围者几乎都是作协主席，不知是否跟《条例》修改后，让评委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有关？

　　是否存在“权力交易”，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其实即使不是作协主席，也可以“金钱交易”的。每年各种大奖，京城都会有跑奖者的身影，其中不乏用钱的，而且似乎后者更有效果。

　　那么，是否作协主席确实写得特别好？这只有圈外人才这么认为。所以当年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外界才那么多议论，觉得她的文学成就比不了前任的茅盾、巴金。其实，只要你不是跪下来阅读，就会发现，茅盾、巴金的作品也不见得有多好，铁凝的东西未必就不如他们。但无论写得好坏，都跟她是否可以当作协主席没有必然联系。作协主席是官，按的是官的标准，官有官的特点。

　　作协主席有哪些特点？首先必须在“人际”上被接受，必须有比较强的人际关系。所谓人际，当然一方面是对下，“亲于民”。比如我曾经骂过铁凝，我是说话不留情面的，但铁凝似乎并不记恨，还过问起我的《冒犯书》被禁事件，并且是多次。所以圈内有人对我说：铁凝（做人）还真是不错！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作协主席必须被“上头”所信赖，也就是“信于上”。没有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坐上主席这个宝座的。中国作协如此，各省的作协也是如此，各省主席也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条件才被选上去的。甚至作代会的代表也是这么选的，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可能是“代表”。曾经有文化记者在全国作代会场找我，找不着，给我打电话，问：“陈老师您在哪里？”我说：“我在家里。”

　　这似乎跟评奖规则确实有着惊人的“同构”。要获奖，也必须具有人际关系，特别是来自上层的关系。具有人际关系，你的作品才可能摆在评委面前，然后才可能被评。因为是主席，所以关注度必然更高一些。那种关起门来写，写完都出版不了的作品，是不可能进入评奖视野的。当然这还不够，还必须被力挺，没有关系，谁挺你？特别是当今文学已经失去了客观标准，作为评委，估计也自我怀疑：我所坚持的是对还是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遵循另一个标准：选人。选作品变成了选人，选我喜欢的人，选跟我有关系的人，选可能给我带来利益的人，至少是熟人。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本届没有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入围。我跟你阿猫阿狗都不认识，干吗选你？

　　要当作协主席，不仅必须有人际关系，还必须“主流”。作协理论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上是有“官”的级别的，要享受“官”的级别，就必须守“官”的规矩。思想必须“主流”，不能“另类”，言行不能越矩，必须“乖”。所以在他们中间不可能出现“刺头”，一旦“刺”了，就请你出局。

　　不仅日常言行上要“乖”，写作上也必须“乖”，不能太尖锐，更不能冒犯，作品不能有争议。很难想象作协主席会写出《我爱美元》、《上海宝贝》，朱文们甚至跟作协都“断裂”了；也很难想象作协主席会写出《受活》、《丁庄梦》，阎连科也认为，境界低的才当作协主席，于是就两清了。作协主席写作往往中规中矩，不是说写得不好，而是懂得规矩。当然也可以有限的“尖锐”，既能切中要害，又能见好就收。这似乎跟评奖也有着“同构”关系。文学评奖，即使是认真评，也无非是平衡。那些尖锐的作品，最终会被“平衡”掉；那些有争议的作品，最终会在互相的抵牾中灰飞烟灭。这样，没有争议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就浮上来了。这些东西，可能哪方都不太喜欢，但是双方都能接受。

　　其实，这些大家也都懂，并且很懂。曾经，有人认为本届“茅盾文学奖”，莫言的《蛙》获奖的可能性极大，理由之一是“尖锐，但留有余地”。莫言是此次入围作家中极少数非作协主席的，其作品《蛙》也令我击节，居然还有人将之“主席化”。也许是出于一种害怕其不能最终获奖的心理？将其往平庸处拉一拉。但至少也说明，这么说的人对规则是很懂的。这规则其实已进入了大家的血液，已成了“集体无意识”了。（陈希我）

　　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放榜时节，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届较往届来得平静一些。我猜测不外乎几种原因：一是文学评奖越来越“成熟”了，以往让人指责的地方得到了改进；一是关注者越来越理性了，知道任何评奖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有遗憾是正常的，于是也就少了苛责之心；一是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厉害了，人们更关注社会转型中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房价、教育和看病难等种种问题，再也不可能有过去的如火热情来关注文学评奖了。但平静归平静，作为号称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注定是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各种质疑与争议照样纷至沓来。

　　俗话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茅盾文学奖每届所评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遇到的话题却惊人的相似，稍作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几个话题几乎成了每届评奖都绕不过去的“坎”

　　公正性

　　公正性是任何评奖的生命力所在。应该说，茅盾文学奖无论哪方面都是很注意这个问题的，但每届茅奖评选围绕着这个问题也争论得最厉害。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作为操办者，觉得自己做得很公正，问心无愧；社会上却纷纷质疑评奖不公开，不透明，暗箱操作，被权力垄断。还有一些媒体不时曝出所谓的“黑幕”，更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

　　茅奖的评奖有严格的程序设置，这种设置是以公正为目标的，而且，作为一种集体行为，个人是很难左右评奖结果的。媒体曝光的请客、送礼、打招呼等行为即使有的话，也很难产生什么作用，许多怀疑主要是来自于人们对评奖程序的不了解所造成的误会。今年第八届评奖加大了评奖信息的公开力度，评委增加到61人，许多人透过网络见证了评奖的全过程，所以质疑就少了。

　　然而，事实上对评委的选择就掺杂了权力的影响。假如换一批评委，也许评选出来的作品就是另外一种结果。因此，这种公平主要体现为体制内的公平。并且，评奖只能是平衡的结果，每个评委的欣赏口味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各异，找出一部能够得到所有的人完全肯定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公正性是相对、有限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如评选对象的广泛性、评选标准的统一性、读书班和评委会的公正无私、评选结果被普遍认为代表了同类型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等等。

　　最优秀

　　茅盾文学奖明确表示要奖励评奖期间出现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对于什么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最优秀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指标，等等，却没有定论，而且在后来的评奖中还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当然也就引发了对获奖作品的质疑。

　　许多人试图对最优秀作出中肯的解释，如巴金就认为，最优秀的作品要在内容上写出美好的感情与形象，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巴金的理解有道理，但又过于简单，也不便操作。《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对最优秀进行了规范，即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

　　但在评奖过程中，评委们的见仁见智则是最重要的。不过，我觉得雷达说的好：茅盾文学奖要与时俱进，走向更加开放和多元；要使评奖具有权威性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必须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东西并体现出对人类理想的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一定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根基。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有没有大的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没有独特的东西。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虑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就是灵魂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最优秀包括了许多复杂的因素，不是一言能尽的。每届评奖，只能看评委们对评选年度之内作品的有限把握了。因此，我们也不能用经典的眼光来苛求获奖作品，那毕竟是由时间来检验的，有一些可以成为经典，有一些则不能。

　　文学史价值

　　既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是“最优秀”的，进入文学史应该也是天经地义。然而，翻看近些年来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却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很多文学史都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不置一词，学者王又平还非常忧虑地说：“茅盾文学奖评了四届，现在到了第五届，前面两届有点让人感到有亲和力，到了第三届让人有点疏远它，第四届就让人有点反感。华师刚修订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上、下)这套教材，基本上是按"主旋律"的意识写的，对第一、二届的获奖作品除了《东方》全谈到了，到了第三届，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根本没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只提了一句话；第四届除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外都没有提。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在标题上一部也没有提及，长篇小说只有《九月寓言》和《马桥词典》在标题上提到；而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则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作品。这样下去很危险，茅盾文学奖已不能进入大学学术传播渠道，使该奖成了作协一个与文学无关的话题。这样的评奖就有可能走向难以为文学界大多数人士及广大读者认同的圈子化。”这些话大约是1999年说的，至今仍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

　　不过，评委胡平在《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一文中说到，评委们是以高度的文学史标准（即集体认为最好的作品）为参照来进行评选工作的。当然，文学史的标准不一样，对对象的选择也会有不同。这几部著作不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并不意味着获奖作品就真的不行了。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宣布结果了，希望这不是某些人的狂欢，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胜利。第八届茅奖参选作品确实代表了评选年度内创作的水平，但缺少《白鹿原》、《尘埃落定》一类的作品。就我个人觉得，张炜《你在高原》、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蒋子龙《农民帝国》可能更适合当下的评奖规则，但其他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对也是值得尊敬的优秀之作！（任东华）

　　作者：任东华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