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团伙私刻公章建网站 售假奖牌证书获利62万

　　一份“全国重点保护品牌”证书可卖1.2万元，一块“全国AAA级诚信单位”奖牌几千元到几万元就卖……一个以出卖各种证书、奖牌“赚钱”的犯罪团伙，不到一年时间就骗取79家企业共62万余元。8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将涂红良、吴健东及9名同案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工作经历虽微不足道，却累积了大量“资源”

　　去年底，无锡一家五金制品企业向南京警方报案称，当年11月中旬，一名自称为国家九部委所属的“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推进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市场质量监督协会”秘书长的中年男子打电话给该公司，让该公司参加“全国质检保护品牌”专项评比活动。该公司按要求上报了相关材料后，这名男子发来通知，让该公司尽快汇款1.8万元。该公司经多次讨价还价，最后以1.2万元成交。钱汇过去后，对方很快寄来了获奖证书和发票。然而，该公司经查证，发现这一切竟是个骗局。

　　接报后，南京警方很快将这个团伙的两名主要嫌疑人涂红良和吴健东抓获。据查，2004年起，涂红良和吴健东同在一家报社做广告业务员，其实就是无底薪按业务量提成的外聘人员，待遇的低下使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赚大钱的“捷径”。于是，那几年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经历为他们后来的“发家致富”做了“厚实的前期准备”累积了大量“资源”。首先，他们手上拥有了一批固定客户群，且通过内外联系，还可以接触到了很多和他们一样的广告业务员，这是人力资源;其次，在和广告主、经营主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其中的一些中小企业主大都有“想少花时间、精力和资金，又想创出企业名声和产品品牌”的“投机”心理，这是市场资源;再次，通过日常琐碎而繁乱的“打杂生涯”，他们总结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取得授权，获得代理，开展活动，推广产品，谋得利益，这是程序资源。

　　私建网站私刻公章，一切都为行骗作铺垫

　　2008年底，涂红良和吴健东双双辞职，在南京注册了奥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营广告设计与发布，同时准备利用手头的客户资源“掘取第一桶金”。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由于硬件、人员、经验上的不足，还没来得及“掘金”，公司就面临着关门。两人就此意识到，要想拿到“订单”，仅有客户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让他们产生足够的信任度，这样客户才会放心地“交单”。

　　于是，涂红良和吴健东立即进京，拜访了做报社广告业务员时曾有过接触的“全国高科技品牌产业品牌推进委员会”(下称“全牌委”)，希望以奥雷公司的名义与其合作，在南京共同成立“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推进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下称“全创委”)，作为江苏省开展“全国营销经理人实战特训”即“中国行业优秀营销经理人”展示推介活动的总代理，奥雷公司作为执行机构每年向“全牌委”交纳4万元服务费，“全牌委”提供“全创委”公章一枚，合作协议还明确规定了“全创委”不得给任何公司、企业、个人发放任何形式的证书及奖牌，更不得以此收取费用。

　　有了“国”字当头的名声，涂红良和吴健东认为接下来该是“收获的季节”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国内“营销经理人”的市场较小，这项活动一直没有开展起来，当然就更谈不上收益了。一番商量后，两人决定“调转车头”，利用“全牌委”、“全创委”的合法身份做宣传，其宣传重点是本单位有评优资格，只需一定费用，即可让参选对象获得荣誉称号。因与合作协议的内容相悖，所以他们在联系客户时不直接见面，只电话联系，且一律使用假名，针对对象也都是中小型不知名企业。

　　接下来，为了招揽业务，涂红良和吴健东找到了之前累积的“人力资源”，高提成诱惑他们加入自己团队，利用各自手上的客户群承揽业务。同时，两人还请来一些政府机构的退休干部挂名公司领导层，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之前的领导身份提升公司的信誉度，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公司和他们相应业务部门的互动协调。为了使企业经营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能直观地了解本公司情况，涂红良和吴健东还找到一家网站制作公司，未经注册备案私自建立了“中国创新网”，自己负责相关新闻、信息的审核发布。当然，这些信息中有关本单位的内容介绍、活动等都是虚假的，而与本单位无关的信息都是从其他网站下载的。

　　如果这一切还只是“基础性”工作的话，那“在网站开设奖牌及证书查询系统”无疑是所有工作中的“亮点”。有了它，涂红良和吴健东就可以把随意编号的假证书、假奖牌扫描上网，以便于客户查询。为了使骗局更加完美，两人还私刻了“全国工程建设绿色施工管理调研中心”、“中国市场质量监督协会”等六枚印章，并联系了奖牌与证书制造商，定好格式，谈好价钱。这样一来，前期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钓鱼”的业务员“下饵起杆”了。

　　精心布局，10个月售出200块假奖牌及假证书

　　刚开始，涂红良和吴健东本想利用自己和业务员手上的客户群招揽业务，后来发现利用网络搜索途径很简单、资源更丰富，且易于设局、难于查处。于是，他们要求业务员没有客户资源时可上网寻找，但必须同时报备，一旦报备，其他业务员不可再行联系，以免前后口径不一，露出马脚。

　　为了提升“鱼儿”的“上钩率”，涂红良和吴健东还不定期地开展“业务培训”，即提高业务员的“口头表达水平”———先抬“国字头”名号，再介绍本单位的领导组成、业务类型，重点围绕“参选就能评‘国’优，但要有偿收‘小费’”展开，如果有兴趣，就传真事先准备好的“红头文件”或把“中国创新网”网址告诉对方，再不然就说评上奖后会在自己网站或其他相关媒体做免费广告，以使对方更有兴趣。接下来，如果对方还质疑奖项的真假性，就提议可先寄牌寄证，网站查询后付款。接着，邀请对方把企业相关资料传真过来，以便参选审核。其实，这些资料的唯一用处就是该给对方颁什么奖牌与证书的参考资料。当然，最终会“颁”什么“奖”，业务员们从不自己定夺，都会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而每块牌子的价格都不一样，一般售出价均在千元以上，个别的高达数万元，业务员的提成在35%至50%不等，其余的钱除日常开支外，全部归涂红良和吴健东所有。

　　经查，截至2010年底，短短10个月该团伙先后“售出”200多块假奖牌及假证书，诈骗79家企业，遍及各行各业，不当得利62万余元。

　　检察官分析：犯罪分子钻空子缘于制度有漏洞

　　“对于此案，我们不难发现，犯罪分子看似手段‘高明’，其实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他们精心布的每一个局，其实就是我们制度的每一个漏洞。”承办该案的白下区检察院检察官分析。

　　首先，在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对网站的开设及网站内查询系统的设置采取的是几个部门联合的登记注册备案制，没有一个专门的、长效的审查、监管部门及监管机制。

　　其次，对于印章、证书、奖牌的制作单位的准入门槛、资质要求，印章、奖牌的制作工艺，证书的制作格式、纸张、外壳包装等目前并无统一规定，其结果只能是来路不明甚至是小作坊里出来的证书、奖牌都能堂而皇之地挂在公司企业的荣誉室里，而很多单位在荣誉面前早已沾沾自喜地不想再去辨别。

　　再次，某些社会团体、公益组织虽在与其协作、挂靠、有隶属关系的公司企业的合作协议中明文规定不得以其名义颁奖收费，但事后并无监管，如能及时采取公告涉众不涉密的协议内容、不定期走访调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后采取除名等惩处措施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有效措施，就可以在有效打击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的同时，还能进一步提升这些团体组织的公众信誉度。

　　“我们希望所有的公司企业在面对各种有‘来头’的评奖和奖牌、证书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多求证、多核实、多甄别，不要轻易相信，同时时刻谨记‘质量、科技’才是企业的真正生命线。”检察官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