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达姆到卡扎菲

　　从萨达姆到卡扎菲

　　历史潮流在惩罚了萨达姆之后，也并没有对卡扎菲另眼相看

　　特约撰稿 赵灵敏

　　自3月19日开始的利比亚战事进入了最后阶段，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的黎波里，控制了首都九成的地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落不明。

　　在此之前，卡扎菲大声呼吁、某些军事专家幻想的激烈“巷战”、“地道战”、誓死抵抗等情形并没有发生，反对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而利比亚人则走上街头欢呼卡扎菲的倒台。

　　卡扎菲长期以节俭示人，外出不住酒店，住帐篷；他的父亲长期住在贫民窟，言必称民众住上了好房子，他才能住。这样清廉的统治者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但在他被赶下台的时候，却查出他有至少800亿美元的存款。

　　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了萨达姆。

　　2003年3月，英美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两个儿子被打死。12月14日，萨达姆在家乡提克里特的一个地窖里被捕。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处以绞刑。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没有出现像样的民众抵抗，共和国卫队则作鸟兽散，巴格达民众还推倒了萨达姆的塑像。其后，关于萨达姆家族奢侈生活和上亿美元海外存款的报道也一直不绝于耳。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始于19世纪初学习西方的思潮，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宣告终结。阿拉伯人视自己为西方政策的永久受害者，仿佛世上的所有罪恶，都是由美国和以色列这对大小“魔头”一手造成的。于是，极具感情色彩的口号遮蔽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虚幻的受难意识代替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领导人迎合和推动着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仇恨，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和好处。

　　这个时代从二战后开始，以一批阿拉伯政治强人的出现为标志，这些人包括埃及的纳赛尔、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乃至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强人的反美行为，加强了阿拉伯人对自身传统的认同，给这个在夹缝中挣扎的民族以希望和信心，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到了萨达姆和卡扎菲时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演变成了对抗西方的唯一有效手段，也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其实质就是草芥人命，拿人民作盾牌，保全自己。

　　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

　　关于他们的巨额财富，那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但凡独裁者，我们都不用去想象这个人有多好，哪怕宣传资料吹得天花乱坠，只要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手中，哪怕这个人原来是圣人，也多半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只是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自由是历史的潮流，自己的独裁统治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过渡，会有意识地为未来不可避免的转变做准备，比如蒋经国、西班牙的佛朗哥等。不明白的独裁者，则以为独裁可以一统万年，视历史潮流为无物，最后被历史潮流所唾弃。显然，历史潮流在惩罚了萨达姆之后，也并没有对卡扎菲另眼相看。

　　至于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很多人预言它会分裂或爆发内战。当然，因为利比亚严酷的政治现实，人们有理由对它的未来不乐观。但至少，人们不应该把卡扎菲过去制造的万马齐喑的死寂称为“和平”，从而指责外部势力破坏了这种“和平”。

　　失去了统治他们、为他们做主42年的卡扎菲上校，利比亚人终于拥有了自我负责、自我管理的机会。这个过程虽然艰难，却是这个国家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