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历史回声

　　延安的历史回声

　　随着红色旅游兴起，旅游旺季的延安一房难求。站在杨家岭的半山腰向下望去，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种过的菜地，仍然郁郁葱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8月的延安正处在旅游旺季。延安市区的宝塔山、清凉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等地车来车往，人头攒动，十分热闹。旅游车源源不断地将游客送到延安，延安市郊的枣园革命旧址，旺季时一天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延安的街道上，不时可以看到“圣地延安”字样。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了13年，延安更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中国共产党立足延安之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跨过万水千山，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从大后方，从南洋、欧美等地奔向延安。

　　枣园革命旧址的一位讲解员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游客比往年还多。很多是各地单位集体来到延安，重温入党誓词，领悟延安精神。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安振华将延安精神概括为“建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陈燕楠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从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北战斗和生活了13个春秋，延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示范区、局部执政的试验田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选举由下而上逐步展开，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7月6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重申“现在是普选，除汉奸外，不分阶级，都有选举权”。

　　在普选过程中，识字者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者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者采用投豆法、举手法等。1937年12月，历时半年多的选举运动全部结束。

　　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普选，由于很多党外候选人落选，边区政府聘请了46名非党人士担任边区参议员，使边区和各县参议会的组成人员大体符合“三三制”的原则。

　　毛泽东赞扬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国的另一个“心脏”

　　1936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谈一致抗日和密切合作事宜。毛泽东还写信给北京大学许德珩等几位教授，鼓励起共同树立“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此后不久，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中外记者纷纷来到延安。

　　陈燕楠说：“当时文化界很多精英人物都到了延安，延安成了当时中国的另一个‘心脏’。”

　　延安时期成就了一支多达100多人的高素质史学队伍，包括了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范文澜、杨松、何干之、吕振羽、江隆基、牙含章、韩启农、胡华、智建中、金灿然等人。同时，延安组建了一批史学研究机构，如中国革命史研究会、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等。

　　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大批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汇聚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文化大军，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屈原》等作品。

　　这些文化界人士在延安建立了一批抗日文艺社团。从1936年底到1939年5月，除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这一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化社团外，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团体。

　　1938年，毛泽东告诫文艺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仅1939年一年，延安鲁艺就创作了30个抗战剧本，谱写出100多首抗战歌曲。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戏剧演出和文艺宣传极为活跃，仅华北根据地太行区1940年到1942年间，活跃于各地的抗战剧团和文艺宣传队就达1000个以上。

　　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涌向延安，扩大了革命各个领域的队伍。毛泽东曾22次到抗大讲话、作报告，4次为抗大题词。仅抗大在各抗日根据地就培养了20万人，他们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了将军，有的成了理论家、文艺家、科学家，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和毛泽东的安排下，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从西安出发，经张学良的东北军护送，跨进了“红色中国”的大门。斯诺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后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符合民族的最大利益，这种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为全国人民所了解。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救亡图存的心，写出的文章，传递的信息，对宣传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起了很大作用。在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也起了很大作用。”陈燕楠说。到过延安的人士，用不同方式介绍、报道了延安的现实。

　　1938年出版的《生活在延安》一书，收录了一位访问者1937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我由衷的感觉到‘红军’（即八路军）的伟大。干部和指挥员与战斗员衣着完全一样，不挂三角皮带，没有符号和领章。‘官’无公费，实销实报。伙食也完全一样。‘红军’之所以能够无坚不摧，固由于他们的打仗是‘为我们自己，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国家民族谋独立解放’，也半由于上下同甘苦。”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他看到中共重要领导人参加生产劳动、生活艰苦朴素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延安归来答客问》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延安“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

　　“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陈燕楠说：“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普选制、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原则等一系列制度的成功实施，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架构，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有很大关系。”

　　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延安杨家坪革命旧址，中共七大会场内的一侧悬挂着一面红色的条幅，上面写着“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向着胜利，向着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大道前进！”

　　“延安时期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还能坚持下来，但后来就出了问题。”陈燕楠说，“从延安时期后期到建国初期，中央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后来，他个人没有很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党也缺乏一种制度的力量纠正这一错误。”

　　陈燕楠说：“如果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决策体制不存在的话，个人的意志就会超越组织决策，就会产生很大风险。在毛泽东正确的时候全党也跟着正确，毛泽东不正确的时候全党也跟着犯错误。”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因为毛泽东个人判断的失误，造成了一系列错误，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陈燕楠说。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随着红色旅游兴起，旅游旺季的延安一房难求，部分游客不得不住在安塞县等临近的县城。十几家旅游酒店正在加紧建设之中。

　　各处革命旧址内，一处处窑洞和房屋前树立了醒目的标牌，记录着当年这里发生的那些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站在杨家岭的半山腰向下望去，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种过的菜地，仍然郁郁葱葱。

　　“延安精神没有过时，现在依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激励。”陈燕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