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劫难，社会病灶的溃疡

　　推诿游戏

　　8月15日，卡梅伦发表讲话，将骚乱归咎于“道德问题”。在他看来，“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长期以来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沦丧”是导致“英国社会滋生骚乱态度及思想”的根源。而在此之前，卡梅伦及其政府成员再三否认骚乱是削减福利、移民问题或贫富悬殊等造成的，警方则在骚乱伊始即声称，有大量犯罪分子和帮派参与的痕迹。

　　政府和警方的这一表态，似乎得到民意的支持。骚乱4天后的民调显示，42%的人认为，发生骚乱是因为犯罪分子的参与。只有8%的人认为骚乱与英国政府削减开支有关。分别只有5%的人认为，骚乱是因失业或者种族矛盾问题引发的。

　　然而，民意如水。骚乱之初，当暴力尚未危及大多数伦敦和英国民众时，指责政府忽视民间疾苦，担心政府和警方执法过度的声音是主流，但当骚乱的暴力妨碍更多旁观者利益时，他们又180度大转弯，转而指责警方和政府镇压不力。前述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访者都对警察表示同情，并支持警方在镇压骚乱中使用催泪弹、电击枪和橡皮子弹，1/3的人甚至支持警方使用实弹。但当一切趋于平静，担心政府借机膨胀特权、侵害隐私的声音便重新高涨。不论是加强网络监控、对参与骚乱者全家停止福利逐出廉租屋，还是要求法庭不遵循审判指南、“从快从严”处理骚乱分子的官方声音，都引发了多元化的争论。

　　当舆论的矛头重新指向政府后，卡梅伦和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又将骚乱扩大化的责任推给警方，认为警察最初低估了骚乱的后果，错判其性质，令骚乱蔓延、深化，并表示英国警方经费充足，无需重新考虑“削减英格兰、威尔士20亿英镑警方经费预算”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将导致1.6万警察被裁撤，相当于此次调入伦敦平息骚乱的警力总和。卡梅伦还表示，为加强打击力度，将邀请前纽约警长比尔·布拉顿任顾问，协助打击伦敦黑帮犯罪。

　　但警方对此并不买账，英国警察联合会和伦敦大都会警署方面都对政府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政府诿过的伎俩。大都会警署的发言人直言这种指责“令人作呕”。在议会里，反对党指政府和执政党一味强调“黑帮犯罪”属性、强调“道德和父母管教的缺失”是骚乱根源，是在变相推卸政府应负的责任，是“偏颇和肤浅”的。不难看出，事发后各方都试图将责任问题政治化，一方面为自己“洗白”，另一方面抹黑对手。正如BBC援引观察家的戏言，所谓骚乱善后，无非是政客指责政客、政客指责警察，以及警察指责政客罢了。

　　实事求是地看，此次骚乱发生时适逢英国休假高峰，首相卡梅伦、副首相克雷格、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和伦敦市长约翰逊均在国外休假，骚乱发生1~3日后才先后匆匆赶回，致使当局第一时间应变能力不足，这当中主客观因素皆有。而在直接负责维护伦敦大都会治安的大都会警察总监史蒂文森爵士及其副手耶茨此前因《世界新闻报》丑闻双双辞职后，处于公众批评声下的伦敦警方，最初两日低估了骚乱事态的严重性，自缚手脚，助长了骚乱蔓延，再加上英格兰警方长期缺乏应对大规模骚乱的经验和装备，如被大肆炒作的高压水龙在北爱尔兰以外根本未装备，以及骚乱两天后伦敦抽调外地9个警署的人马造成外地安保捉襟见肘，可以说，不论政府、警方，都脱不了自己的干系。

　　封网+高压？

　　此次骚乱之所以蔓延迅速，推特、脸书等互联网交友平台，以及在20岁以下英国青少年中普及率高达37%的黑莓手机“功不可没”。这些平台充分发挥了廉价快速“串联”工具的作用，在极短时间里将诸如“警察不公”、“警察施暴”、“街上出事了快来”，甚至“××处有不花钱就能拿的新潮球鞋，放心，没警察”之类极富刺激和煽动性的信息到处传播，让不少懵懂莽撞、事发前或许根本不知道杜根为何许人的青少年，在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打酱油”心态下，阴差阳错地成为骚乱的一分子，并为骚乱火中添柴。

　　鉴于此，一些政治家呼吁“规管”黑莓，卡梅伦也公开表示，政府正考虑对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实施监控，以控制犯罪信息的传播。

　　且不说此举将面临欧盟法律关于保护言论自由条款的强大挑战，正如法国欧洲一台评论所言，英国政府动辄将“捍卫互联网言论自由”挂在嘴边，以此经常谴责其它国家监控网络信息的努力，如对中国、埃及，以及不久前对叙利亚，可如今居然自食其言，今后将何以自圆其说？

　　黑莓也好，推特和脸书也罢，说到底不过是信息传播、人员串联的渠道、网络和平台，而骚乱发生、蔓延的根源，则有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只要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于骚乱信息的需求存在，即便封杀了黑莓，全面监控了网络，信息也还会用更新或更旧、最现代或最原始 ，可以想象或难以想象的手段、途径和平台传播下去。1985年的北伦敦骚乱比这次蔓延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破坏力更强，那时候既没有推特、脸书，也没有什么黑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骚乱参与者全家停福利”、将“问题少年”头像图片“示众”，以及要求不循常规“从快从严”对骚乱者进行司法审判，固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杀鸡儆猴、杀一儆百效果，却可能令相当一部分“问题少年”及其家庭被社会边缘化、彻底沦入毫无希望的深渊。前面提到，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卷入骚乱，正是由于这种遭到排挤、丧失希望的失落感，矫枉过正的“严打”，弄不好便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饮鸩止渴。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听任政府和警方在非常时刻利用公众的情绪扩大权力，那么即便骚乱平息，人们也会发现，膨胀的行政特权一旦放出便覆水难收。

　　骚乱已经平息，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毕竟有限，然而在英国，这场骚乱的善后已经高度政治化，将如何演变，并产生何种后果，仍需观察。英国的问题在欧洲有相当普遍意义，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它有类似社会问题的国家将如何汲取伦敦骚乱的经验教训，应对“托特纳姆式问题”，是它们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