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人员要当司马迁

　　档案工作人员要当司马迁

　　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被称之为“中央文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重视档案的保管和收集，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领导人都对档案工作倾注心血，给予关心和支持。

　　“正是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几代档案人的拼搏奉献，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并且不断自我完善，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道。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

　　《瞭望》：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开始于何时？

　　杨冬权：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建立秘书制，决定党内外所有档案文件按照规定由秘书保管。1926年中央成立秘书处，负责全党文件的秘写、传递，档案的保管、处理、保密等工作。以后，又设立了专门负责保管中央档案文件的文件保管处。1923年至1928年，毛泽东、王若飞、邓小平等，都分别担任过党中央秘书长，直接领导文书档案工作。

　　在艰苦而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党中央十分重视档案文件的安全与保密，不断地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部门，注意保护党的文件的安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文件要保存数套，一套留机关使用、一套隐藏在安全的地方，一套送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存。

　　由于党中央文件保管处是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又被称之为“中央文库”，其地址和内部情况是绝对保密的，并想尽办法严加保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怀着坚贞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中央文库珍贵的档案资料，张宝泉、陈为人、陈来生和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为保护中央档案而不惧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的事迹至今为后人传诵。

　　《瞭望》：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整理保护档案文件？

　　杨冬权：1931年，党中央进一步规范了文件的整理和保存办法，由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办法对党中央各种档案文件的收集、分类、整理、编目、保管、销毁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于文件的保存，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这个文件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是现存的我们党最早的保管档案和文件的规定。

　　历史证明，《文件处置办法》的实施，对我们党文书档案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起了规范性作用，使中央文库收藏的一大批重要档案资料历经白色恐怖，得以保存到今天。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档案，身体力行收集保管档案，还经常教育党员要爱护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东随身携带着两个箱子，收藏着重要档案文件和手稿，《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都是从那两只箱子里找出来的。有一份他早年在湖南五县的调查手稿丢失了，他感到非常惋惜，经常提起这件事，感叹湖南五县的稿子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

　　毛泽东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遇到危险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在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谈到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完了长征全程。

　　刘少奇和朱德也曾明确指出：不论是白区地下党，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档案工作的重要原则就是对档案“必须保证安全，但又要区别对待”，“在危险时宁肯烧光，决不让敌人得到片言只字。”1942年，刘少奇离开中原局到延安工作，在他离开苏北的时候，历尽艰辛，将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原局的12包档案和各项重要资料带到延安。长征到达陕北后，许多中央领导都亲自过问档案工作问题，并亲自参加档案材料的收集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署名发布《军委关于征集红军战史材料的通知》，邓小平同其他同志负责进行了大规模的红军档案征集工作，并取得显著成就。

　　1941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下设材料科、文书科、电讯科等机构分别负责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材料综合和资料发行等工作，档案工作各项制度、规定进一步健全，各抗日根据地，许多机关都建立起了文书档案工作。晋察冀边区政府1939年9月发布《关于反扫荡斗争前处理文书卷册的命令》；冀中区党委设立“临时档案室”，将档案装箱，打仗时随部队转移，人称“游击档案室”。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央十分关心档案资料的安全问题，决定由秘书处长曾三负责珍贵档案资料转移工作。刘少奇亲自指示，把档案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区别对待，进行处置。精简后的档案有几十箱，转移起来不方便。周恩来指示曾三带着档案找贺龙，在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关怀下，这批档案东渡黄河，被转移到山西兴县刘家曲隐蔽起来。1948年，这几十箱档案继续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所在地。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接管旧政权的档案和其他历史档案成为一项新的任务。1948年11月，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惩处战犯命令》，其中指出：凡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吏“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均应逮捕法办，保护档案有功者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