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然而，老天在徐其军的人生道路上设了一个不小的障碍。2002年，满心欢喜准备结婚的徐其军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因长期劳累过度，他患上了肾衰竭，加上未能及时治疗，已并发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更为棘手的是，由于先天基因特殊，要找到匹配的肾源难上加难。
“当时医生告诉我还剩三四年时间，我绝望了。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屋里，把这些年来的读书笔记、文学作品提纲、发表的文稿、获奖证书都烧了，那时候真的是万念俱灰……”陷入回忆的徐其军眼圈红了，厚厚的镜片上起了一层雾气，“后来……”他背过脸去，忍了好久才正声，“后来觉得躺在家里等死也是这么长时间，倒不如好好教好这三四年的书，我不能让学生刚学英语就因为我的病而耽误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忍痛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向父母隐瞒了病情，徐其军装作若无其事，回到讲台上。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7种药物，复查的结果却一次比一次糟糕:听力、视力、记忆力开始下降，头发不断脱落，每天早晨都会呕吐……从家里到学校，步履蹒跚的他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放学回家后，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上不了床。尽管如此，他和其他5名老师一样，一周上19节课，三年级的英文和五年级的英语，一节都没有耽误过。
学生章连明对这样一个场景记忆犹新:那天语文课上，她发现徐老师弓着背，右手扶着腰，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跟往常有些不一样，只写了几个字衬衫就湿透了。等转过身来，她看见徐老师脸色煞白，刚讲了几句，他就不得不一只手撑着讲台，另一只手抵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突然间一头栽下了讲台。
那一次病发让徐其军不得不住院治疗。手术前，医生让其选择血透还是腹膜透析。相较而言血透的效果会好一些，副作用也小，但是要经常去医院，而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但容易感染。徐其军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学会了透析，每次透析时将两公斤的药水注入体内，休息一会，就拔掉针管去上课，上完课，再把代谢出的血水放出来。这种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徐其军每天要做两次，这一做就是九年。
“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2011年3月，医院通知徐其军有合适的肾源，并为其成功进行了换肾手术。手术后的他，身体消瘦，面色灰暗，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上满是痘痘，但是精神很好。徐其军的妹妹告诉记者，医生让他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去学校，可是他一刻也不想闲着，“有时候在家练练字，但是手抖得厉害，他担心自己给孩子们上课时拿不起粉笔来。”
在妹妹家养病，徐其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年4月23日，得知教过的几个学生要参加初三英语考试，徐其军偷偷地乘车来到竹镇民族中学给学生们鼓劲。他的学生章宁说，“当时徐老师戴着大大的口罩，挨个儿跟我们讲解注意事项，进入考场时还冲我们做了一个要自信的手势，”章宁的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徐老师总是这样，一心只想着我们这些学生……”她掏出手机，翻出一条徐老师发给她的短信:“面对中考要淡定，方能处事不惊，这样才能成功”。
当记者问起徐其军现在的愿望，他这样回答，“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朴实的话语却充满浓浓的感情，“毕业那会儿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老师能改变很多事，现在看来，我能真正做好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师就不错了。”听了他的话，记者不由眼圈儿一热:“徐老师您做到这样不仅仅是‘合格’，更应该是‘优秀’。” 徐其军摇摇头，特别强调了“合格”两个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倾我所能做到最好。像我们这边山里的孩子，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本身学习条件就不如城里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呵护，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许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讲台写春秋”，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徐其军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感人肺腑的教师之歌。
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张金凤
献给最美乡村教师 致 徐其军
彭程
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
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印证了一个人的灵魂质地、精神境界。
在本来可以留在城市的时候
你选择了回到偏僻的乡村；
在重病缠身的时候，
你选择了坚守讲台，一站就是九年；
在家境贫寒困窘的时候，
你选择了把节省出来的钱，资助贫困的学生买学习生活用品；
这些选择的背后，
是良知，
是责任，
是土地一样质朴而深沉的爱。
“做吹笛人，把牧童引向山外”，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三尺讲坛上！”
这是你的心声，
朴素至极，却又感人至深！
燃烧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一片土地的未来。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强大信念的支撑，
尽管身体羸弱，疾病折磨，
你内心仍然迸发出炽烈的光和热。
它温暖了孩子的心灵，
也照亮了他们成长的道路。
因此，
我们也做出郑重选择：
把最美乡村教师的荣誉，颁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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