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新疆是新文化的“梦工厂”

　　本报记者朱又可发自新疆石河子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常态

　　南方周末:作为法学家,你认为在新疆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特别意义是什么?

　　贺卫方:说起新疆大家都认为是边疆,因为它是汉文化的边缘,对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边缘的。我说这里是文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不是边缘而是中心,因为它是各种文化交融、冲突铸造出新文化的“梦工厂”。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一种常态,没有冲突才怪。

　　我是一个坚定的统一论者,我不会赞成某种分裂的主张。实际上,中国历代政府统治新疆相当温和,包括当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观察,都认为统治者对于伊斯兰教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明清包括民国期间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治理,通常不赞成用很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出现阿古柏搞独立、搞分裂,就会采取左宗棠式的比较强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毕竟这是非常态的。而常态化是解决民族之间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再者,需要想方设法通过民主的机制,让不同的主张能够获得沟通。

　　南方周末:西方国家有什么方法处理族群问题?

　　贺卫方: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包括总督、总理,讲话都要说一段英文,再说一段法文,因为魁北克省几乎全民说法语,民族情绪也很厉害,路牌一定要有法语,不能只有英语。

　　美国可以接受一个黑人做总统,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接受维吾尔人做我们的主席?我认为将来完全可以。

　　在美国,公民从来不需要填自己是什么民族,但是我们得填,招工或高考招生对少数民族优惠。跟美国相比,我们不断强化族群认同,而不是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强化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

　　民主、法治说起来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其实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实问题的重要出路。

　　为什么奥巴马可以跟希拉里组成一个政府；而同样是黑人,奥巴马跟鲍威尔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会发现即便华人在美国,有喜欢民主党的,也有世代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是大非的环境里,因为大是大非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税收、堕胎、同性恋、医疗改革等政策性的事。通过这些把国民给拆散了,同一族群中有冲突,不同族群之间持相同政见的人有合作,社会被整合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了。

　　台湾民主的不成熟就在于一切以族群来划分,绿的,蓝的。这是不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不是以族群来划分,而应该是以社会政策来划分的。

　　不同族群应当从小生活在一起

　　南方周末:在同一个族群内部,还是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吗?

　　贺卫方:对。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是被简单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其实,阶级学说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形成跟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国大宪章,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阶级:国王是一个阶级,贵族、贫民、自由民等又各自构成不同的阶级,他们相互斗争,也相互妥协,最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和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相对清晰的利益界限,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权力的分配。

　　我们对过去阶级斗争的记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说法,感觉非常糟糕,是因为它代表着从前那样一个不断斗争的时代。现在不提了,但你没办法想象一个权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政府,每个人又都是原子化的,这样的社会肯定很糟糕,得要重新唤起对所谓阶级斗争、阶级妥协的正确认识。

　　南方周末:唤起阶级的意识,能创造融合吗?

　　贺卫方:目前我们只有一种身份辨析系统,就是民族。在美国,很少有所谓的民族学校,因为这样不同族群无法融合,应当从小叫他们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对于长大以后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社会必须重新用多元化的身份系统去划分。应该强调所谓的国家认同,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后再强化利益群体的不同,比如说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老板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会、商会、工会、农会,都是为了重新整合这种利益,让社会中利益相同的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显示自己力量、表达自己诉求、表彰自己权益的组织化的存在。

　　任何行业性的组织可能多少会倾向于横向打破一味的依据血缘的族群身份辨别系统,能让各个族群都发生某种程度的“分裂”,不再一味地说我这个民族怎么样,而是这个政策对我们行业有什么影响。南方周末:你曾经想过写一个“治疆七策”,是哪七策呢?

　　贺卫方:只是在点评某一次论坛,一个老师说到这类问题时,我提出了七点,包括我说的重新整合身份识别系统,尊重不同族群的抗议权利,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的合理化。还有,我不了解世界经典的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到底有多少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我猜会比较少。对于南疆的许多普通人,包括西藏的藏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现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哲学各方面的理论、学说,这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民主体制是很有好处的。

　　小城市也应有最高水准的大学

　　南方周末:你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调入北大,也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现在又在石河子大学教书,比较这几类不同的大学,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贺卫方:在整个大学管理、决策过程中,应该是学者掌握决策权。就治理而言,大学就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是自治的,我们就是大学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大学管理高度行政化,不是学者握有最终的决策权。

　　尤其是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教育部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学不得不服从于它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教育部官员,给大学带入很强大的行政思维,近年来教育部不断扩张对于研究生入学考试权力的控制。

　　我们的大学过于集中,大学依附于政治中心。在海口、北海、威海这种小城市,是否也可以建设一些国家最高水准的大学?西方国家有一些最好的大学都在10万、20万人口的小城市里。我们都是在巨大的中心城市里才会有好的大学,搞得“巴黎充血,外部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