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风险堪忧 上市公司成民间借贷“倒爷”

　　民间借贷风险堪忧 监管政策亟待破题

　　记者 陈俊岭 周鹏峰

　　今年以来，由民间借贷所引发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其负面影响正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银行资金面捉襟见肘，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与此同时，在实体经营不济和存款“负利率”下，很多个人和企业为追求高投资回报，大量资金也流入民间借贷。

　　据央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687亿元，同比少增816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6656亿元。业内人士分析，部分存款正流入当前火爆的高利贷行业。

　　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民间借贷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为遭遇钱荒的中小企业解燃眉之急的同时，其高利率也常常成为压倒企业经营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其中任一环节资金链断裂，其负面影响将迅速波及民间借贷的所有环节。

　　因此，如何正视民间借贷和高利贷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何防止其负面影响波及更大的范围？面对当前良莠不齐的民间借贷市场，相关部门又当如何有效监管和疏导？由民间借贷案所引发的这些问题，都亟待相关部门的重视。

　　嘉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 黎友焕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主任 田永平

　　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张化桥

　　民间借贷案事发多因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待当前民间借贷的利率高企、案件不断的现状。近期，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不断，可否看作正常的市场反应？

　　周德文：这些年，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难上加难，无奈之下中小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规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在利润的诱惑下，相当多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

　　据最近一些监管机构透露出的信息，温州民间借贷大约达1200亿的规模。民间借贷确实为一些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但它的高利率给企业加大了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仅资金难归，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近期，温州民间借贷案发增多。今年4月份来，温州多家知名企业倒闭，老板潜逃，而一个老板出逃可能有数十个民间借贷者在哭泣，如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老板出逃，就欠下几百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无法偿还；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失踪，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之巨，

　　张化桥：近年来，类似温州民间借贷的案件频频见诸报端，与此同时，“高利贷”也再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不可否认，由于行业发展良莠不齐和相关监管欠缺，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借贷失控、资金链断裂的恶性事件，但我们首先应当正视当前火爆的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滋长环境。

　　当前我国利率管制使大量资金被用到了低效率的地方，与此同时，很多真正需求资金的企业却无从获取银行的资金。市场总供求决定了均衡利率:当一部分资金的利率被人为压低时,另外的资金利率就必然更高，这两者有因果关系。

　　任何商品的价格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压低价格只能导致短缺、腐败和浪费。我认为对付高价的办法就是让它高价——高价格刺激供应，抑制需求，导致新的平衡。的确，现在有些资金从银行流到了高利贷市场。难道这不是很正常吗？只要实行利率管制，就必然创造出套利和寻租的空间。

　　黎友焕：当前民间借贷的非理性发展是当前金融政策失灵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用脚对政府调控行为的投票结果。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只是传闻，但我们课题组也预计民间借贷风暴迟早是要到来的，只是我们原来预计还没有这么早而已。不管怎么样，民间信贷问题已经不断地演化和催生，早出问题比晚出问题更好，早出问题可能影响不会很大，晚出问题牵涉的风险及危害就更大了。

　　危机蔓延

　　上海证券报：温州案发会否对其他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带来一定的遏制？现在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拘泥于温州等经济活跃地区，正在向不发达地区蔓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变化？这会带来哪些潜在的危机？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应对？

　　黎友焕：温州借贷市场的案例估计尚不会对其他地区民间借贷市场带来一定的遏制，主要是因为现在民间借贷正处于利润最大化时期，由于获利诱惑，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在源源不断的涌入民间借贷市场，政府调控民间借贷的决心不足，暂时不少地区还不会出问题。

　　由于高利润的影响，当前民间借贷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一是地区的全方位发展。民间借贷已经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推进；二是资金多元化。境外资金加入到民间借贷行列，银行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民间借贷“池子”；三是参与机构的全面化。地下钱庄、银行、金融中介公司、民间借贷机构混合发展，呈现出全民参与“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四是民间借贷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非常明显，不少实体企业抽出生产资金进行放贷等。

　　非法的民间借贷风险将迟早会加倍偿还，它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对冲金融政策、社会稳定等问题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据我们判断，相关部门可能还没有监控到民间借贷的实际规模和真正情况，也没有预警，基本上是失控了。

　　周德文：实际上民间借贷的风险不只发生在温州。比如此前媒体报道称，辽宁省银行存款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银行信贷紧张，有2／3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足，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年利率达20%以上；此外，今年以来，江苏泗洪县银行贷款收紧，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民间借贷高利借贷升温。厦门市近两年担保行业发展迅速，2009年底厦门市共有担保机构58家，到了2010年三季度末发展到156家。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息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估计新开工面积达1300万平方米，施工总面积达2300万平方米，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

　　民间借贷愈演愈烈，未来存在风险大暴发的可能越来越大，应引起政府、社会、借贷双方的高度重视，放贷人也要提高风险意识和法律观念。

　　田永平：毋庸置疑，民间资本推动了各地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但也正视其潜在的风险，比如去年以来内蒙古就陆续爆发石小红案和金利斌案件。从表面上，民间借贷的资金回流很畅通，不存在问题，但这只是假象。

　　就鄂尔多斯而言，尽管目前民间借贷的不良贷款率很低，但这是在一个不差钱、经济景气的环境中，而一旦国家的宏观调控出现变化，那么民间借贷就可能出现风险。

　　上海证券报：截至9月6日，有59家上市公司共发布119份有关委托贷款的公告,其中高于银行当期贷款利率且涉嫌放高利贷共35家。您怎么评价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参与到民间借贷这一行为？

　　黎友焕：放眼全国，资金最佳的流向是炒作，大凡敢于炒作的资金近三年内都几乎翻了好几倍。除了炒作，参与民间借贷是资金第二大获利领域。上市公司的资金参与炒作有一定的风险，但参与民间借贷却相当方便，于是不少上市公司便在利诱下沦为放贷人。

　　民间借贷没有固定领域，都是一些企业或个人应急用的，其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利息。由于借贷利率高企，远高于平均投资回报率，目前的民间借贷发展已经相当疯狂并成为了当前金融风险的一个新毒瘤。

　　不少上市公司资金充裕，已经成为民间借贷的“倒爷”，而且获利丰厚。在这一波资金流向博弈中，银行是倾向和偏好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从银行套出低利率资金以高利率放贷出去，获得了所谓的综合性经营利润。

　　上市公司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的风险不大，这是因为他们一般都通过其他金融中介公司规避了相关风险。不过，这种行为对社会、金融环境和未来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却不可估量。这种现象反应的是金融环境的恶化、金融机构的扭曲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最大问题是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双刃剑”之利与弊

　　上海证券报：在今年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全面看待民间借贷在融资体系中的作用？要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并防范风险，您觉得监管层可以做些什么，比如政策上可否有明确的引导措施？

　　周德文：在当前形势下，通过民间借贷是众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生存的途径，所以对民间借贷不能一棍子打死。

　　多年来，政府号召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实际上，银行增加的贷款大多落在上了一定规模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身上，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很难获得贷款的。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90%的规模以下小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95%的微小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因为这些真正缺钱的企业缺少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也就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它们的融资只能依靠民间借贷市场。

　　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引导和鼓励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机构正常开展民间借贷业务，同时应建立风险可控、监督有效、约束力强的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民间借贷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打击非法融资和融资诈骗活动，促使民间借贷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张化桥：过去几十年，政府一直在打击民间借贷，直到最近几年才让它合法化。现在政府还在打击非法集资。但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非法集资为什么会存在，且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可以从供求关系两个方面来分析，大量微小企业和农户虽然生意不错、毛利率高，但银行对其并不太信任。银行审查贷款时间长，对小额贷款也没有真正的兴趣。此外，大量企事业单位的闲散资金也需要更高的回报率。有了草根金融的需求，也就有了草根金融的供给，于是也就有了中间人——民间借贷行业。

　　目前来看，民间借贷行业规模还是太小，原因在于监管制度太呆板,而根子在于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歧视。截至2011年5月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为62万亿元。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为3000多亿元，占0.5%；典当行的余额为1000多亿元，占0.16%；担保公司估计有300亿元不合规的贷款，占0.04%。这三类机构的贷款总和小于同期华夏银行贷款的一半。

　　黎友焕：不管政府政策怎么失灵，民间借贷都不能取代正道。相关部门应该及早反思目前信贷体系和制度出现的问题，加大改革金融体制和信贷机制，同时要引导民间借贷贷的有序发展。

　　目前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几乎失控，更别说怎么规范的问题。今天民间借贷的非理性发展背后的推手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能否治理的问题，关键是理不理的问题。

　　监管政策有待健全

　　上海证券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扩大可能又会迫使中小企业继续加大对民间借贷融资。而近期案件的爆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小企业的生产困境，您认为政策是否有可能因此做出调整？

　　田永平：对于民间借贷，业界已经普遍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疏导而非围堵，但如何有效地疏导，这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无论是传统的银行，还是新兴的民间金融，都应当是“大金融体系”中的一部分，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就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培育、扶持、服务和管理。

　　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合法化，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二是培育龙头型市场化主体；三是扶持优秀的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为他们颁发牌照；四是加大政策性的服务力度，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上岗培训；五是要让管理要跟上行业的发展，目前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如典当行由商务局监管，小贷公司由金融办监管，而担保公司则存在监管空白，建议赋予有关部门管理职能，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研究。

　　周德文：民间借贷风险的逐步暴露，其实就是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表现。我建议中央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更多支持。6月7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适度提高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让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小企业倾斜，以缓解当前一些企业出现的“钱荒”的现象。这是长久以来最令中小企业感到高兴的政策之一，被业界称为“银十条”。但是“银十条”还是个框架性的东西，一些优惠条件有待进一步量化明确。

　　不过我估计近期会有一些有利中小企业的政策出台，估计9月份相关政府部门会就此专门召开讨论会，10月份或者更早至9月底这些政策就会出台，应该是涉及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多方面的扶持措施，其实我上半年就一直有这种预期，现在还坚信自己的判断。

　　黎友焕：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政策已经受到欧美经济政策的绑架，比如历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催生了一大批问题。国家货币政策调整本意也不是打击中小企业，但实际上一系列的政策已经误伤了中小企业。而且伤害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台政策的部门没有掌握市场的实际情况，随意性较大，政策实施后也没有跟踪和评估，政策风险预警空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相关部门不及时调整思路，伤害还会进一步加大。

　　张化桥：事实上，民间借贷行业的繁荣并不以宏观调控(或者货币紧缩)为前提，因为即使在资金非常充足的2007年和2009年，民间借贷市场也十分兴旺。即使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欧美和日本，民间借贷也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

　　政府对农业和微小企业的最大支持，莫过于给他们在资金方面的平等待遇。虽然民间借贷并不能给他们平等待遇，可没有民间借贷，农民和微小企业离平等更加遥远。民间借贷就是金融救急，民间借贷并不会让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倒闭，只有管理不善和计划不周才会。我坚信，随着民间借贷行业的成熟和形象的提升,政府会提高它们的负债率的上限,也会降低税率而减少它们做账外账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