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压力日增 专家称人口政策调整须尽快

　　中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社会，今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率8.9%，2050年大概将达到30%。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再依靠人口红利的释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近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经明确，但是这种调整绝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有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其实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已经表明，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的完善政策，这句话显示出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站在现在往过去看，中国的人口真的很多；但如果往未来看，则不是担心人口多的问题，而是担心劳动力可能不够的问题。因为根据测算，从1978年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中有近三成来自人口红利，而此后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的人口红利逐渐在消失。有研究表明，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将在2012年到2020年间消失。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的政策的热议一直不断。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中就涉及了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因为面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是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的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迟滞效应，即中国现在着手放宽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是14岁，还没有到达法定年龄，到2042年才31岁，所以真正能够大幅度改变中国人口的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对此，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作如下评论。

　　·关于人口政策调整

　　焦点一：调整是否已迫在眉睫？

　　张车伟：我基本认为调整要越快越好。从现在我国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水平已经很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生育的压力有多大，人口增长的压力有多大，而更多的是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的供给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制约因素。从生育的角度来看，城里的人越来越倾向于不太愿意生孩子；农村的还愿意生，但生育水平也一定非常低了。这样一种生育态势意味着我国这种人口转变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从人口自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调整生育政策是已经到了应该进行的时候了。

　　焦点二：调整应着眼于长期发展

　　张车伟：调整人口政策不是说现在面临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比如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劳动力供给的问题，都很难通过人口政策调整很快起到作用。调整人口政策并不是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使我们面临的很多人口问题变得长期来看不那么严峻。

　　比如老龄化的形势，可能政策调整10年、20年以后，比不调整要显得更容易解决一些。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很类似，不是说调整完政策，劳动力问题现在就能够得到缓解，而是10年20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与不调整相比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觉得人口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长期关系，而不是短期关系，人口政策的调整也应该是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关于人口红利

　　数据显示，1978年到本世纪初我国人均GDP的经济增长当中有3成是来自人口红利，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会在明年到2020年时间内消失。

　　焦点一：什么是人口红利？

　　张车伟：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口红利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应该说得益于这种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劳动力资源或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以后，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

　　今后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加速度减缓，过去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可能会有所削弱，但这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外在变量。所以这样的暂缓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至少在今后10年或15年左右的时间内，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形势。

　　焦点二：中国如何面对未富先老？

　　张车伟：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能够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老龄化社会了，当老龄化社会非常严峻以后，我们可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保持经济快速的增长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从过度依赖便宜劳动力成本，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模式中走出来，向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内需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方面来转变。只有这样，我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才会增强，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余地来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