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前首相布莱尔：社交网络时代，舆论就像海啸

　　英前首相布莱尔：社交网络时代，舆论就像海啸

　　【编者按】1997年5月，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在艰难的北爱和平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布莱尔执政的十年间，得益于他的经济政策，英国经济维持了平稳增长；在他的新书《旅程》中，他披露了作出武力出兵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决定的幕后。2007年6月辞去首相一职后，他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今天，他来到北京，现场回答中国年轻人的提问。他就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日前，CCTV News知名主持人杨锐获得了独家专访布莱尔的机会，与团中央和外交学会合作，邀请中国青年代表在节目现场提问互动，此次对话已经在央视英语频道的DIALOGUE（《对话》）栏目中播出,本报获得《对话》节目独家授权刊登文字实录（有删节）：

　　“我们不应责怪技术，技术只是工具”

　　杨锐：首先让我问你一个小问题，你是否是iPhone的粉丝？

　　托尼·布莱尔：事实上，我是黑莓手机的粉丝。

　　Q：我不是在为乔布斯做广告，但我相信互联网和iPhone拉近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让世界变成平的。近期发生的英国的骚乱事件，始作俑者就是使用黑莓和iPhone的一代年轻人，那么您是否认为英国的形象因此严重受损？÷

　　A：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责怪技术，技术只是工具。人们还应当知道的是，骚乱的参与者只是一小部分人，但外界的人们从电视上看到“全英国都在冒烟”。他们不能代表英国，也不能代表英国的年轻人，但不幸的是，英国一些城市有这样一群年轻人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组成帮派，滥用毒品，和外面的世界缺乏联系。尽管这只是少数人，我们也要应对这个问题。

　　Q：卡梅伦首相是否会对社交网络进行控制？对于这些受到年轻人追捧的社交网络，我们面临着言论自由和防范它们遭到滥用的两难选择。几年前，在中国乌鲁木齐，少数分裂分子发动骚乱和抢劫，破坏民族团结，但中国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举措被西方媒体视为侵犯人权。但当英国警方用同样的方式恢复社会秩序时，得到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我们认为这很不公平，你对此怎样看？

　　A：我认为社交网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一种革命，因为它能在短时间内表达人们的观点。例如在英国，有的人想用社交媒体来做坏事，这样得到加倍的效果。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应对，而最终社交媒体将一直存在，作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当中国在应对社会冲突时，也不得不维护社会秩序。如在北京奥运会时期，有西方媒体质疑称为何北京不允许抗议活动，而我会说，明年伦敦将举办奥运会，届时我也不希望看到抗议，我期待的是奥运会。所以西方人确实有一些双重标准。但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交网络，我们无法限制其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Q：近期你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的文章，“文化革命”在中国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不过你在文中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西方或许还会就政治改革、法治进程、人权等一些问题批评中国，但我们至少理解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作出的努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规模超过了西方政客能理解的范畴，西方更应认识到其复杂程度。”

　　A：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是中国发生的变化的规模之大。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的三倍，拥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因此西方人必须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一方面高速发展，同时还要维持社会稳定。所以我认为政治改革和人权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也应当继续就此进行对话，但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人也应理解中国当面临如此复杂挑战，也要经历发展变化的过程。

　　青年代表问：布莱尔先生，我赞同你的很多观点，不过我想问，如果你现在还是英国首相，那么回答问题时还会给出同样的答案吗？你离开唐宁街10号后是否能享受更多话语上的自由？

　　A：是的，我想是这样。但是我对中国的态度没有因此改变。我想告诉你们，我们身为政客总会认为，公众每天也在考虑政治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时间，人们想的是，怎么完成一天的工作，下班后怎么度过。而中国真正给英国人，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北京奥运会，这才会让普通人引起共鸣。

　　“出兵伊拉克是我最艰难的决定”

　　Q：以出兵伊拉克为例，这个饱受争议的决定让你的政治声誉付出了一些代价，当时你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有多艰难？

　　A：从政时当你面对一些决定，有时必须接受。这是我迄今为止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

　　Q：你为此后悔，会遗憾吗？

　　A：当然你会为战争中丧失的生命感到遗憾。但是，如果萨达姆政权还在，中东会变得更好吗？我想不会。对我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虽然不断在变化，但我们一直站在一起经历了二十世纪两场战争。

　　Q：英国向世界很多地方出口民主。作为民主国家，意味着要尊重公众意见。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有很多反战呼声，你为什么对此充耳不闻？

　　A：我并没有充耳不闻，我认为如果你被选为该国的领袖，你就应该做决定，如果公众不喜欢，他们就不会选你连任。顺便提一句，伊拉克战争后，我赢得了连任。当你做出艰难的决定时，就应当做好自己会不受欢迎的准备。

　　青年代表问：如果考虑到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英国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是否值得？尤其是当前英国年轻人面临高学费，就业难的困境，还有一些人上街加入骚乱和抢劫的队伍。

　　A：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方面伊拉克战争是否正确；另一个是年轻人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受到两场战争的影响。就战争的开支而言，两场战争的开销是在英国的预算可控范围内，我辞职的时候，英国的经济状况还很好。我认为，真正导致预算问题的是金融危机。

　　对于制造问题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社会应当予以特别关注，不论在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都有这样一群长期失业的年轻人。

　　“上街的并不比没抗议的人更有话语权”

　　Q：在当前的这个社会我们也会感到疑惑，如不久前发生在挪威的爆炸枪击案，始作俑者称这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在右翼势力不断上升的背景，这是否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失败？

　　A：我认为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对待这些问题你是否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当不同种族宗教的人走到一起时，你是否和平相处，还是互相斗争？极端主义的问题一直存在，但我相信，我们这些相信多元文化能够共存的人应发出声音：我不管你的宗教种族背景如何，但我们的共识时，为了社会和谐，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当今世界将运作的方式。

　　Q：当你把信仰和武力结合起来时，这似乎更像一场十字军的圣战？

　　A：我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科索沃战争，我们保护的是科索沃的穆斯林，对抗信仰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因此不管你赞成或反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它们都与宗教无关。事实上，那些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他们杀害的大多数人也是穆斯林，所以不管中国、英国、美国，我们都应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价值，即不论性别、种族、肤色，人人都应当平等，获得尊重。

　　青年代表问：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当英国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你的政策时，你会感到生气，还是为他们希望推动变革感到高兴？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或孙子回家告诉说他们希望参加抗议活动，你会怎么回答？

　　A：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会这样告诉我的孩子：你有权走上街头抗议，但你也有责任提供答案。当然，骚乱与政治抗议是两码事。我认为，在这个社交网络的新时代，政府应当与民众互相对话。政客们要勇敢地告诉民众，是的，你可以以各种方式抗议，但是不要只是抗议，你也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所以当有人抗议我的政策时，我会说，好吧，让我来听听你的政策。有时，抗议是为表达愤怒，政客应该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应出台正确的政策。最后，你必须听取民众的声音，但同时你也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所以领导的智慧在于结合聆听与领导。当你聆听时，你要注意到，那些声音最大的未必是最需要帮助的。让我有些担心的是，街头抗议是你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比没有抗议的人有更多话语权，否则这对于那些没有走上街头的人不公。

　　青年代表问：在您的新书中谈到了公众舆论，你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尤其在推特盛行的时代？

　　A：在我涉足政治的时代，公众和舆论像海浪一样不断推进，而现在，社交网络的时代，舆论就像海啸。这意味着政治家和公众沟通的方式必须改变。

　　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让人们不再对政治冷漠。但问题是，对于大多数议题，人们的观点不同，因此政客要和民众进行对话，要让他们和你一起分担领导的责任。例如我对英国人说，这是我会用同样的钱，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有人就抗议称，你应该花更多的钱。那么我会回答，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对一些人增税，那些人肯定就会不满。然后他们就会知道，领导意味着什么，政治家不可能无条件地给人们提供什么。因此在当前的世界，影响公众舆论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深入参与到讨论中去。（谢来/编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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