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自1921年建院至今，协和医院保存着近300万册患者的病历，为全国之冠。病历不仅是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与临床思维的集中体现，更清晰地展示出医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协和以诊治疑难重症闻名全国，其海量病历正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医学研究宝库。
本报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段文利 胡文静 胡雅洁
北京协和医院有“三宝”：教授、病历、图书馆。近日，北京协和医院迎来90岁生日，作为院庆活动之一，医院从全部保存的300万份病历中精选出979件，面向全国医生和医学院校学生开放展出。
病历记录名人的协和岁月
300万份病历中，有许多是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名人。他们留在这里的病历，如今已成为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资料。
日前，位于协和医院西门对面的协和新院史馆正式开馆。院史馆一间展厅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一排暗黄色的牛皮纸病历袋，病历袋上写着这样一些名字：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于凤至、冯玉祥、石评梅、高君宇……
他们曾是协和的患者之一。但今天在这儿展出的只是病案袋，他们真正的病历在我们的病案室里收藏着，因涉及隐私，不能公开展出。
病案越来越多，保管成了难题。
尽管空间狭小，但医院总是想方设法为这些宝贝安家。协和的300万份病历分放在不同的地方保管最常用的病历在门诊楼四层保存，其他大部分病历在一个宽敞的病案库房里，按编号整齐地排列着。
标号为“9954”孙中山先生的病理报告就在其中的一个铁皮柜子里。1925年1月，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外科主任泰勒等两次在北京饭店为孙中山会诊，1月26日，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住进协和医院，当日下午3时收住外科病房，4时为孙中山手术。2月18日，孙中山出院。3月12日，在院外逝世。后世多误传为肝癌，而尸检病理报告为：胆囊腺癌。孙先生遗体在协和礼堂举行追悼仪式。直到1929年移葬南京，此期间，尸体防腐均由协和医院负责。解剖学楼曾完好地保存了孙先生的肝脏，后因日军等多方争夺而遗失。
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病历，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连图片在内共有13页，但这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进驻学校和医院。学生停课，门诊停诊，病房不再接收新病人住院。至1942年1月31日，学校、医院及宿舍完全被日寇占领，病人全部出院。3月初的一天，日本人把孙中山的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给协和医院留下了一张借条。
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协和医院对采访者提出要求，不能探究名人病案，并且对著名患者的“协和岁月”始终保持沉默。但其他文献和相关文字记载，还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些那段历史。
1931年，张学良曾在协和医院住院多日。他在这年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了伤寒。返回北京后，病情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离开了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协和医院。因为张学良的病，蒋介石对广东方面的讨伐也不得不延期。蒋介石预定在6月4日与张学良联名正式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蒋介石特派张群赶赴北京，面呈蒋介石的亲笔书，但因张学良病重而不能见面。
而3年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曾双双住进过协和医院。作家叶永烈在书中写道：1934年10月上旬，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他俩是在10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漩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的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1934年10月16日，两人匆匆出院。那时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
在协和医院的300万份病历中，还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等国际友人的病案，还有一些记载世界首例、中国首例、医院首例的疑难重症病例及罕见病例的病案，如国内第一例贲门癌切除术、第一例全肺切除术等，它们具有医学、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堪称“活着的历史”。
百万病历几次险遭销毁
300万份病历摆在那里，浩瀚庞杂，想要完好地保存，着实不易。
风雨90年，这些珍贵的病案也曾几度遭遇险些被销毁的厄运。一代代的病案守护者们凭着无畏与智慧，渡过了数次劫难。
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协和医院，他们准备把病案销毁。一天，日军军医松桥堡突然找到负责病案管理的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王贤星：“王！把你的病案准备销毁吧。”王贤星不顾顶撞日本侵略者的危险，义正词严地对他进行谴责，病案才得以保留下来。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纸张缺乏，有人提出将部分老病案送造纸厂，又是王贤星找到前来征求意见的董炳琨副院长，才保住了这些珍贵的资料。
“文革”时期，协和医院遭到严重破坏，病案室也是重灾区之一。“废纸”之说使得病案又一次面临被销毁的命运，很多医院贴出了大字报。王贤星已经“靠边站”了。冒着反对“军管会、革委会红色政权”的大帽子，当时的病案管理者马家润和同事们坚决抵制了红卫兵打算销毁病案的行动。
正是因为有一代一代为了捍卫科学敢于斗争的“协和人”，协和医院数量大、历史长、对疾病有鉴别价值的病案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协和医院的病案分住院和门诊两大类，第一份住院病案是一位外籍病人的，1921年1月26日，协和接收的第一位住院病人是患有天花的澳大利亚籍女病人；而第一号门诊病案的病人姓郑，日期是1921年7月1日。
来到这家著名医院就诊的，不仅仅是达官贵人，更多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协和医院，保证病历的原始、客观、完整、安全是件十分神圣的事。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严格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得调阅任何一位病人的病案。
与医学大师通过病案对话
病案号45：1921年3月21日入院，男性，48岁。这是协和医院刚刚成立时接诊的一位患者。正在举行的协和医院病历展上，这份90年前的全英文病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是一位糖尿病患者，病历包括首页、病程记录、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90年前的这份病历已经非常详细和完备，很多记录格式现在仍在沿用。
此次展出的病历共计979件，其中不乏张孝骞、林巧稚等一批医学大师的手笔。这些难得一见的病历，不仅可以让现在的医生领略到医学家们治学从业的风采，也提供了学习和效仿的途径。
这是一份28岁女患者的病历，病案时间是1935年，出自当时还是普通的住院医生后成为神经精神学大师的许英魁之手。这位女患者四肢无力，伴有吞咽困难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例重症肌无力患者。当时没有肌电图，许英魁只能用心电图进行记录，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确诊。病历显示，许英魁此后对患者进行了长达6年的随访，直到1941年协和医院暂时停办。
“老视镜不合适来验光，旧老视镜是1952年配的……”这是1956年的一份病历，记录者是当时的眼科专家罗宗贤，尽管已经是知名专家了，在手写病历时，依然一丝不苟。
据了解，此次病历展将持续展出一个月，各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及医学生都可以到北京协和医院免费参观。
一份份协和病历的诞生过程，记录着“老协和人”对年轻大夫的言传身教。一份病历所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只有对患者的病情详细观察，对检查结果详加记录，并经过归纳、分析，才能写好一份病历。在协和医院，对一个新医生的培训，是“从写病历开始的，而不是开刀，不是开药”。
多年任协和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对下级医生病历书写要求极为严格，“不仅内容要准确齐全，而且单位要标准化，字迹不得潦草，绝对禁止自编的简化字和缩写。要求忠于事实，在重要的地方还要做分析，不能写成流水账。”消化科的鲁重美教授回忆：第一次随上级医生查房，当张孝骞教授把病历推到她面前时，她大脑一片空白，所有之前想好的词儿都忘了。为此，她被罚“重做一年实习生”。在接下来这一年的实习生涯里，她一共写了100余份病例，深切地体会到写好病历的重要性。
医院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批协和医学院的见习医师到妇产科实习，导师林巧稚要求每人完成10例初产妇分娩全过程的观察记录。最终，林巧稚只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上批了“Good”，其余的全部退回重写。这些学生找来“Good”的作业，对照之下发现，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上，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协和医院，医生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电子病历。无论是静静躺在病案室的百万份泛黄的老病历，还是更加方便调取的电子病历，蕴含在病历后面的医者仁心，将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初出茅庐的年轻医师成为未来的良医、大医。
病案轶事
美国客人在协和
找到出生小脚印
在协和医院，很多年轻大夫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1972年，协和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是一位美国女士，当时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她自己是194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她不经意间对中国友人提及她在协和出生的事。朋友建议她到协和医院找找当年的出生记录。
协和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医务人员不仅从病案室中找到了她的出生记录，还翻出了她出生时医院为她印下的小脚印。她带着摄像机拍下了找病历的全过程，并且复印了这枚珍贵的小脚印，挂在自己的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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