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待产

　　相对数量偏少的“单独”

　　这个“二胎试验田”里产出的独生子女数量，事实上可以通过几个数字大体推算出来：假设当时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二胎、城市生一胎”，则城市出生人口在总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体相当于其城市化水平的二分之一。1980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总量为118.31万人，当年的城市化率为17.4%，城市的新出生人口数量=118.31×17.4%×1/2=10.28（万人）。这个数字可被大体视为广东省当年出生的独生子女总数。

　　这一数字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2005年独生子女的数量往前推，1980年全国出生的独生子女数为275万。广东省在其中占比3.6%。这比同期广东总人口在全国的占比低了2.2%左右。

　　为了看得更直观，还可拿在人口总量上与广东相差不大的江苏省做一对比。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的人口总量为59299220人，江苏则为60521114人。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润龙的研究，江苏省1980年独生子女的规模约为89万人。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广东和江苏同时在2011年放开“单独”，江苏省的人口增长量可能为广东的8倍多。

　　与广东相反，江苏省是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之一。在198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将农村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一胎半”的时候，江苏仍然坚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国固守此政策的两个省份之一（另一个是四川省）。另外，该省也是进入“单独”试点呼声最高的省份之一。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独生子女的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位，广东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在20位左右”。

　　在确定要进行“单独”论证后，张枫找到了4个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彭希哲说，课题组最终的论证结果是，广东省放开“单独”二胎，将为其带来最多十几万人的增长，而在非拥挤年份，这个数量只有几万人。

　　这个增长的数字，或许会有些偏差，因为计算的过程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比如生育意愿，真实的生育意愿很难获得，就只有多设置几个参数。翟振武说，对于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意愿，他的团队就在0.5～0.8之间引入了多个参数，得出了多个结果。

　　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广东省育龄期独生子女的数量在全国的排名偏后，但并不构成其优先试点的充分条件。“观察这个事有两个角度：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广东试点的紧迫性不如上海、北京；如果不做比较，只看广东本身的情况，它（人口政策）就应该动。”

　　张枫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放开“单独”可能造成的人口增长，广东省可以承受。“目前广东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2.1个被认为是合理水平，即更替水平）在1.7左右，已经连续十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我认为在1.8～2.1之间是最好的。太低了，不符合发展需要。”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对于广东省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是：“十二五”放开“单独”，“十三五”搞城乡一体化。“‘一个好，两个妙，三个地球受不了。’我相信，我的观点能够被大多数老百姓接受。”

　　纠偏性别比

　　课题组的研究还发现，放开“单独”对广东性别比和老龄化的影响，短期内效果不彰，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才见成效。

　　性别比失衡一直是广东久治不愈的顽疾。五普时，广东省的性别比高达100：130（女性为100），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1988年从广东分出去的海南省。2010年，该省的性比别降到100：109，而出生人口正常的性别比范围，在103～107之间。

　　翟振武说，放开“单独”对性别比纠偏的作用有限，因为广东的独生子女主要在城市，而性别比的失衡主要在农村。

　　这一状况早已有之。在1941～2000年间，广东省的性别比只有3年在正常的范围内，没有1年低于106。

　　按中山大学人口所所长李若建的研究，计生政策与性别比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民众通过数量选择性别；而在数量的空间被压缩后，就异化为通过质量来选择性别（即抛弃女婴）。1997年广东省计生政策收紧后，1998年，广东省的性别比就突破了130。

　　在2005～2007年间，人口学者宋健、刘爽、王金营、江立华分别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4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执行较为宽松人口政策的地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4个试点城市的性别比更为正常，且“越来越正常”。

　　受访专家说，这表明性别比的变化确与人口政策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人口政策越宽松，性别比越趋于正常。

　　难撼老龄化？

　　“单独”放开对于广东省人口结构的影响，也要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短期来看，放开“单独”对广东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计算思路，以证明想通过二胎政策的放松来改善老龄化，根本是一厢情愿：2010年，广东省人口1.04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703万人，占6.75%（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数量/人口总量）。如果想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做什么？这703万你不能动，因为那是已经生下来的，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那拨人活剩下的。你只能动分母。分母要加进去1770万人，老龄化才能降一个百分点。而广东户籍人口一年才出生100万！

　　但是，如果这个1770万分10年加，一年就只需177万人，如果分20年加，一年只需88.5万人。“所以老龄化问题，要放在一个超长的周期当中看。”原新说。

　　翟振武说，如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到2030年，广东的老龄化可能会降低两到三个百分点。而只放开“单独”，对老龄化的缓解就要小很多。

　　“六普”数据显示，广东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12%。这种较为年轻人口结构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广东2100多万外省流入的人口中，90%以上是15～64岁的劳动人口。如果刨除外来人口，广东省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则为8.98%，比全国的平均数据高出0.11个百分点。

　　广东省老龄委在今年6月份发布了一份《广东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以后的几十年，广东省将以年均接近3%的速度进入老龄化，并于2048年达到高峰。届时广东的老龄化程度将达23.84%，是国际标准的两倍多。届时，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目前的3倍。

　　抚养比的变化，最终会投射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在1982～2000年期间，中国总抚养比的下降，推动了人均GDP上升了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5%左右。

　　张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正是他的担心所在。“如果劳动力人口比例小，创造的财富就会少。为什么欧洲现在延长退休年龄？就是为了增加劳动人口比例。”

　　丘海雄则指出，随着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相比沿海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内地转移。这是一个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

　　对于外来人口出走所留下的巨大缺口，彭希哲提出广东省有两个途径加以弥补：一是增加本地户籍劳动力的供应，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血脉；二是产业转型。这两者与计生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前者需要放松农村的计生政策，以增加体力劳动者的供应；后者则需要放松城市的政策，以增加脑力劳动者的供应。

　　“要考虑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主要还是看它的户籍人口，”彭希哲说：“广东现在是1亿400万人，以后要发展到1亿2000万。与其让外地人进来，还不如自己生出来。对广东来说，总归我要提供1亿2000万人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