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
提高“扩大内需”政策的针对性
文/韩保江
汲取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未雨绸缪，出台新的扩大内需政策，通过进一步振兴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稳定经济增长
从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我国为应对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增加，曾多次吹响“扩大内需”的号角。当前我们不得不再次吹响这一号角，以应对可能即将爆发的由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新一轮世界经济衰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我国出口减少和经济减速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年积累而成的主权债务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欧美国家蔓延，不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财政困难日益严重，而且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国家信用等级也连遭降级，加上这些国家在危机后出现的高失业和消费不足等难题始终没有缓解。因此，世界经济将进入危机后的“再衰退”时期，由此中国的出口增速将进一步减缓，国内经济减速因素增多，保增长的难度加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一、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分别仅增0.4%和1.3%，大大低于去年的3.1%。由此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大幅调低其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将2011年全年增幅由2月的2.7%调至1.7%，2012年全年增幅从3.6%调至2.6%。欧元区经济一季度环比和同比增速仅0.8%和2.5%。随着欧债危机向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法国蔓延，欧元区二季度经济增长远低于预期，表现较好的德、法经济都近乎停滞。
从国内经济来看，近年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的工业及房地产业发展乏力，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消费大幅萎缩，而且众多中小企业由于出口订单减少、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特别是由于融资困难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威胁进一步加剧，普遍面临生存困难。
一方面，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快慢的工业增速明显放缓，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5%，比7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作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因素的投资和消费也出现放缓迹象。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比1～7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额从6月份以来已连续3个月下降。汽车、家用电器的销售量降幅最为明显。特别是新出口订单指数已大幅下降，8月份比7月份减少了9.6个百分点。因此，应当汲取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不要等危机已全面影响我国经济时再出台政策；在加快调整出口地结构、出台新的鼓励出口措施和挖掘出口潜力的基础上，未雨绸缪，着眼出台新的扩大内需政策，通过进一步振兴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稳定经济增长。
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客观地讲我国以社会商品零售额所表现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并不是很低，再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政策空间何在？通过居民消费需求调查发现，当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扩大最根本的因素在于收入偏低和保障缺失。
因此，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首先是要提高劳动者和普通居民的收入，彻底扭住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分配格局。不仅如此，还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更多的收入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年轻人群和城市中下收入阶层，进而形成更多的有效消费需求。既要加快建立工资与物价、GDP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又要严格职工最低工资立法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切实保证劳动所得和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逐步提高。
其次，要加快完善失业保障、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城市和农村居民全覆盖，进而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发展消费信贷，充分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
要扩大内需，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扩大国内投资需求，特别是振兴民间投资。多年以来，投资的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手。这既与我国高储蓄和高资本形成率的投资条件有关，也与我国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有关。借助这一条件和体制，不仅建立了发达和完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而且推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不断缩短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先行国家之间的差距。当前要扩大内需，仍要依托投资需求的不断扩大。但在已实施过的“四万亿”投资驱动计划的基础上，新的投资驱动着力点放在哪里，需要慎重选择。上一轮的投资重点是“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议新一轮的投资重点应选择保障房和水利设施。
投资的来源，既需要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和乘数效应，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政策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此，需要彻底拆掉制约民间投资的政策“玻璃门”和“弹簧门”，并加大对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减税和扶植力度，既让民间资本能够广泛进入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垄断领域，又让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留得住，活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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