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专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朱镕基讲话实录》：任由历史评说
9月8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公开发行，引起关注。《人民日报》整版篇幅高调全方位评介此书，有媒体称为“卸任国家领导人出书，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朱镕基热：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该书的作者，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低调依旧，不签售，不题字，不接受采访。
两年前，2009年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公开发行，也是反响强烈，本报曾为此专访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指出《〈朱镕基答记者问〉》没“内幕”。
本报再访黄书元，请他讲述“讲话实录”的背后故事。
出版动力：只是要记录历史
新京报：人民出版社曾在2009年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今年又集中推出了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黄书元：作为党和国家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职责之一。之前，几代领导人的著作都在我们这儿出版过。
朱镕基2003年卸任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想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给整理出来。从那时起，8年时间内收集起来的东西有1500万字。我们联合成立的编辑组认为，朱镕基留下了很丰富的财富，他的人格魅力独具一格，他的语言表达引人入胜，可以在出版上有所创新。于是，先在2009年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结果，反响非常热烈，到今天大概已经发行130万册。
新京报：这个数量在今天的出版界还是相当惊人的。
黄书元：这种出版上的成功，让编辑组意识到，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决定围绕朱镕基的讲话再编一套书。应该说，朱镕基的讲话跟之前一些领导人的风格确实不一样，那几位都是文选，就是文章的选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朱镕基的讲话风格？
黄书元：朱镕基讲话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开会给他准备讲话稿，他往往不读，脱稿另谈，而正是因为讲话都是即兴讲出来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抒胸臆。这样一来，讲话的内容必然更有吸引力。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猜测，这个时候出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黄书元：没有任何特殊意图，也没有任何特殊目的，这都是水到渠成。因为八年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然后整理、编辑、出版，正好到今天这个时候了。出版是根据编辑的进度，不存在选择时机的问题。朱镕基的讲话都是八年前卸任之前的，他卸任以后（对时局）没有说一句话，所以出版“实录”不是想面对今天的现实才要出这个书，只是要记录历史，记录他曾经讲过的话、做过的事。
真实程度：实录程度为100%
新京报：一般领导人出书，多冠以“文选”“文集”。近10年以来，卸任领导人出书一直在升温，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就是题材多样，包括回忆录、散文、随笔、日记等，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之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曾被认为是一种“创举”，此次为何冠以“讲话实录”？
黄书元：应该讲，“讲话实录”也是一个创举，为什么起名“讲话实录”呢？就是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不能有任何增加，更不能有任何篡改。我们编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增加，不改动，只删减。朱镕基本人有这个要求，就是按照讲话录音，怎么讲的就怎么记，保留口语化，这样读起来更加亲切，更加平实，也更加好懂。
新京报：删减的取舍标准是什么？是因为话题敏感，还是其他因素？
黄书元：总理的讲话会有什么敏感？客观地说，无论谁的作品都不可能全部收下来，特别是讲话，更不可能把那么多东西都收到这几本书里面，必须有所取舍。一方面，有些重复或相近的讲话，肯定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个；另一方面，比如他到一个单位的视察讲话，前面会有一段客气话，后面还会有一段结束语，这些就直接掐头去尾掉了，只留中间的核心部分。
新京报：编辑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黄书元：比如，在编辑的过程中，一个关于双汇火腿肠的事情。当时朱镕基有一个讲话谈到应该支持双汇集团，而今年双汇火腿肠因质量问题出了事，究竟要不要把这个讲话收到书里面，后来编辑组的同志请示时，回复说，“我讲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当时情况还是不错的，所以让大家支持，出事是今天出事了，为什么要改它呢，没有必要”。
新京报：据说四卷本的实录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而且全部的文稿都经过了朱镕基的审定。“讲话实录”之“实”，程度有多大？
黄书元：文稿经朱镕基审阅了两遍，个别篇章可能更多。他要求就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没有一句是修改过的，实录程度我敢保证是100%。朱镕基也喜欢讲真话，他说我当时讲话时面对那么多人，肯定有人做记录，有的人可能还有录音，现在帮我改了，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是拿出去人家一对照，觉得你不是真话，不是实话，所以你就得保持原汁原味，真实再现。
新京报：书中还编选了一些书信和照片，这些属于相对私人化的东西，有什么考虑吗？
黄书元：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能够让读者从侧面了解朱镕基这个人，适当编选也有助于辅助阅读。其实我觉得这些内容的比例还是很少，只是带有点缀的性质。
稿费去向：所有稿费全捐
新京报：据我所知，现在的出版大多采取版税支付方式，比如一般是8%，畅销书是10%，乃至更多。之前出版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相比一般作者稿费标准怎样？
黄书元：之前，我们也不是直接跟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人打交道谈稿费，所以他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都没有直接从我们这儿领取稿酬。
新京报：以《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为例，按照出版社的规定，稿费标准会高于一般的作者吧？
黄书元：其实并不比一般作者的标准高多少。具体标准，要等到社委会开会商量来确定。
新京报：你刚才说《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了130万册，这本书定价为59元，即使按照一般作者的标准，稿酬也相当可观了。
黄书元：是，这样计算的话，全部稿酬会有几百万。
新京报：之前曾有不少领导人把出版稿费都捐了出来，这套书的稿费呢？
黄书元：《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之前，朱镕基曾明确表态，不管稿费多少，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捐出去。不过，由于图书还在发行中，具体的稿费还没有全部统计出来。但到今天为止，他没有在我们这儿拿一分钱，稿费还在我们的账上。
将来如果要捐，我们会征求朱镕基的意见，按照他的要求办。比如说捐给谁，助学还是慈善，这个要由他本人来定，他目前也没有想好，等他想好将来一并捐出去。
出版信心：任由历史评说
新京报：实录中，朱镕基的不少讲话，语言都让人深受触动，比如“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相比而言，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时常出现“雷语”、公文抄袭等官场不良风气。有人认为“讲话实录”对这种风气会起到正面影响。你怎么看？
黄书元：我认为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官员“雷语”往往都是不切实际的，公文抄袭更是令人厌恶。特别是有些官员，他们真应该看看朱镕基是如何讲话的。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的学识，他的经历，他的修养，造就了他个人语言的独特性，这个可能一般人也学不了。但是，他这种做人、做事、做官以及讲话的这些风格，将来肯定会影响一大批人。我这几天就听到有官员说，他在把这本书当成教材一样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会想总理是怎么处理的，我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处理。
新京报：9月13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文对朱镕基讲话中屡屡提及的23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逐一加以描述。并且书中也多次提到“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公共交通”等焦点问题。从目前的读者反馈看，大多认为是对“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黄书元：我认为是这样，首先要看到，朱镕基卸任以后，没对我们的时局、政治经济改革等说过一句话，无论在哪里都没说过，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二，这本书所谈的内容，完全是八年前、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事，不是今天的事。第三，这本书没有一句是因为当前的局势做了修改。
读者从中读出“改革”的期望，也很正常，因为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是今天，若干年以后也会这样，不同时间段读者都可能会从历史中得出同样的判断。因为朱镕基他只是要把历史原原本本留下来，留给读者，我不忌讳我当时的话是对还是错，是也非也，任由历史去评说，不要我来说。
新京报：有论者认为，“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黄书元：可以说，在当时他们执政期间，作为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参与者，这个可以算是心灵史，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对于朱镕基来讲，心灵史也可以说，都是他的真话，都是当时的真实想法的表达，但不仅仅是改革一方面。
新京报：系列图书的出版发行，出现了所谓的“朱镕基热”，你怎么看待？
黄书元：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受人尊敬，二是他的语言风格引人关注，三是在朱镕基所处的时代，改革就是主旋律，那个时期也确实出台了很多针对现实问题的改革举措，而他又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他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改革者的形象。但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要做的不仅仅是改革，内政外交很多事情都要处理，比如WTO谈判，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不是“改革”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民众把他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众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改革诉求。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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